9月14号收到了速递公司送来的徐唯辛18日画展的请柬和印刷精美的场刊，内心里真的是无限感慨。我确信，如果不出意外，徐教授的这组呕心之作终于可以面世了。

    对先生的这组作品，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我甚至敢预言……不说出来了，大家慢慢看结果吧。

    我曾经很认真地支持过这组作品，不仅仅是同意成为作品的一个构成分子。

    在精致的场刊（也就是展览时发在观众手里的那本画册上，教授用行话称为“场刊”）上，关于我的那幅画，有几百字的介绍，可能是编辑删减时出了问题，我看到那里面有一些不太准确的地方。所以，我把自己给先生提供的原文贴在这里，权且算是一个声援，也算是一个解释。我在这里声明，下面文字里的很多信息我还是第一次公开呢。

             陈耀文的自述

陈耀文，《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早期记者、编辑，《东方时空·直通现场》、《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和《国际观察》栏目曾经的主编，《世界》栏目曾经的总编导，《感动中国》、《3.15红黑榜》和《温暖在身边》等央视著名电视品牌节目策划者、核心操作者之一。

……

以这样的描述勾勒陈耀文以吸引读者的眼球，我不知是否有效？其实，如果平淡些介绍自己，我会用这样一句话：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目前的一根老骨头。

2007年6月25日，从徐唯辛兄长的blog上看到我16岁时的稚嫩模样已经被画在巨幅的油画布上，于是确信我已经成为兄长一个沉重作品的构成分子。当天下午，我专程赶到兄长的画室，亲眼目睹了那两米五高两米宽，还没有收尾的画像。我不得不说，我很激动，也可以说是很感慨。

不管我怎样地清高，怎样地恃才自傲，怎样地具有民主意识、平等观念，在我真的看到自己的肖像与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形象并列在一起的时候，我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高大和伟岸，相反，我有些恐惧。

我与徐唯辛于2007年2月之后才在中国第一家实名制博客网站“博联社”相识，相识再到后来相熟相知的原因，无非是欣赏各自的思想和文化态度。随后，我赶到徐先生设在人民大学西门外面的大画室相见。仅仅一下有力的握手，我们便发现各自的心灵已在很久前就是老朋友，就是同路人，甚至可能是各自命运的一部分。他理解我文字的力量，思考的方向，方法的得体；我倾慕他作品的人文意识，夸奖他画作的悲悯情怀。我们各自的率真表达让一侧的观者都说“太羡慕你们！”那日开始，我便称他兄长。那日起，我便对他的这个“文革人物系列”开始牵肠挂肚。

2007年春节，我在自己的博客里以《娘，儿想你》为题贴出了一张1977年春节与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的全家福，唯辛兄对这张照片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那张照片上的我，就是画作里的这个稚嫩的憨态。当唯辛兄问我是否愿意成为他作品一分子的时候，我是犹豫过的，原因就是将要与我的姓名和形象并列的其他人的身份和名望，以及影响。

1966——1976，我以为，这不仅仅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段巨大悲哀的浓缩，我甚至固执地确信，若干年之后，这段以“浩劫”为主题的历史，还将被写进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也会被写进人类的苦难史。在唯辛先生的这个人物系列里，有加害者，有受害者，有推波助澜者，有默默忍受者，而我，是经历者，自认为也是受害者。

历史究竟该怎样写？作为后人，究竟会看到一个怎样的历史画卷？我以为，取决于我们每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对这段历史的真实描述，真实感悟。唯辛先生以他的视角他的方法描绘历史，既描绘了曾经伟岸的领袖，也描绘了一个个冤魂，那么仅仅这些就是全貌吗？那时的陈耀文难道不是亲历者吗？陈耀文那时幼小，不是也看到了他能看到的、他必须看到的一幕幕真相吗？

于是我释然，于是我果断地甚至有些兴奋地同意了，并且自愿地给唯辛兄送去了照片的原件，签署了相应的授权文书。

于是，我愿意以下面的描述，简单地勾勒一下我，也就是陈耀文这个人。

陈耀文，曾经的生命历程中还使用过陈建华、陈跃文的名字，也曾以青马、南疆君的笔名舞文弄墨。近些年，还有陈躍汶这个名字在家里被老婆偶尔呼叫——这是笃信观音菩萨的老婆为转变我的命运花钱请起名大师依据我的生辰八字而购买的一个“符号”，至今未曾示人。
       我1960年3月14日出生在青海省劳改局职工医院，所以我的肉体和精神对于饥饿、对于贫穷有不能磨灭的记忆。因为父母亲经济上无力抚养，在一岁时我被送回祖籍，随爷爷奶奶生活。疾病、饥饿、迁徙，给我童年的回忆糅进了许多剥离不去的苦涩痕迹。1963年7月21日，我的弟弟在山西芮县出生，那时我的祖母和母亲正因饥饿投奔那里的亲戚。那天下午，母亲在一座朝东的窑洞里分娩，凄厉的婴儿哭声使我惊骇不已，至今还能忆起那幅幅画面和声效……
       我五岁开始在祖籍河南武陟县大封乡赵庄的一个祠堂里学识字。1966年冬天，重回父母亲身边，现在还记得那里是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塘格木劳改农场，也记得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一岁多的妹妹。1967年春天，七岁的我和父母弟妹搬迁到青海省会西宁，自此有了多数中国人羡慕的城镇户口。那时，虽然我还操一口极土的豫北乡音，不觉间也融入了青海西宁南山路小学一年级的一群孩子之中。那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雷正在四海翻腾。
       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员，副班长，班长，团支部书记，基干民兵排排长，西宁十一中学团委委员。1967——1976年间，我有过这些已经记载在档案里的身份，也目睹过武斗的场面，抚摸过保皇派的“阴阳头”，旁观过浩大的群众游行，参加过居委会的批斗会。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老三篇。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绿军帽。红袖章。领袖像章。狠斗私字一闪念。走资派。老右派。现行反革命。地富反坏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刘邓路线。邓拓吴晗廖沫沙。彭德怀反党集团。路线斗争。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我是李向阳。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八个样板戏。林彪反党集团。最新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学工学农学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解放全人类。亚非拉人民要解放。金姬银姬的命运。鲜花盛开的村庄。四个现代化。新闻简报。西哈努克亲王。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马尾巴的功能。赤脚医生。挖社会主义墙脚。十里长街送总理。四五运动。天安门诗抄。朱德元帅逝世。唐山大地震。陨石雨。毛主席逝世。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我是敬仰、聆听、背诵、信仰着上面列数的众多词汇长大的。这些词汇，大多与敏感的政治斗争有关，大多能治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于死地，很多能浸润我们的思想，也有一些，影响到我至今的思维方法。

我可以诚恳地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是在一片荒芜的思想天空下度过小学、中学那十年的。系统的文化和知识，以及作为一个正常人应该具有的文化启蒙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基础上来说，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1976年底，粉碎了“四人帮”的中国有了新鲜的空气。那时，中国国防部为解决各地老干部子女的生存问题，最后一次特别批准招募未满18周岁的学生应征入伍。为了躲避已经产生了严重后果但当时还在实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制度，我的父亲以极其高度的智慧和耐性，以当时极为丰厚的紧缺物资做利器，让我这个高中还没有毕业、视力不合格的工人子弟成功挤进那个行列。 1976年12月28日，未满17周岁的我，顺利穿上军装，成为青海省军区解放军第四医院的一名新兵。
        放映员，洗衣班班长，卫生员，从军的前几年里，我以这样的身份度过。1977年10月，全国恢复高考，那时部队官兵也能参加考试，但我因为军龄不满一年不得报考。1978年夏天，我被抽调执行青海省委省政府组织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这一“政治任务”，正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错过了报考时机。1979年仲夏，我分别参加了地方高考和军队院校招生考试。地方考试未见战果，军校考试成绩颇丰，荣膺青海省军区第一名。但是在体检时忘记了“走后门”，最终因视力不合格未能被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录取。为解决提干问题，我在1980年被迫考入只有中专学历的兰州军区军医学校检验班。1982年4月，我在军校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国家执政党党员。同年8月，我正式毕业，被提拔为军官，行政23级，正排职，并分配回原医院检验科任检验技师。
        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自粉碎“四人帮”起，文学的春风开始在中国持久地荡漾，思想的风云也犹如不竭的理想。怀揣梦幻的我，自然成为那片洪流里的水珠。那时，我利用业余时间苦读各种中外名著，状态近乎疯狂。辛勤的耕耘终于在1985年8月16日的《解放军报》第三版换来果实，那天的报纸上，“陈耀文”的名字首次与一组三首诗歌《战士万岁》相联。这个果实，也把我从此推进“青年诗人”的行列。那时，老山前线战事正在激励整个国家，“理解万岁”是最强音。几个月后，我成功完成检验技师到宣传干事的身份转换，神奇地成为老山前线千万将士的一员，成为前线部队战报《猛击报》的编辑。在血火南疆，我组织成立了曾经享誉全国的“老山魂战士诗社”，并出任社长。用诗歌激励万千男儿的热血，用激情点燃铁血将士的英勇，是我那时的理想和事业。在那个阶段里，我创作发表诗歌散文不计其数，算是给自己的文学生涯奠定了基础。

1987年5月，我随部队顺利撤回陕西驻地，一段梦想在鲜花簇拥中重回现实。

1989年，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年份。那时我是兰州军区47集团军139师炮兵团的宣传股长，驻守在华山脚下。那年的初夏，我的部队接到了“准备进京”的预先号令，那时，我的枕边夜夜都有钢枪做伴。后来我们没有出发。

1990年底，我开始涉足部队电视工作。部队电视工作的职责是歌颂战士，推举典型，激励斗志。1991年，我负责的47集团军电视报道工作荣获解放军全军第一名，1992年8月，我和战友们制作的电视新闻专题《来自地下600米的报道》等新闻专题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并荣获当年全军新闻一等奖，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如此成绩，让我荣立二等军功。那时，我是正营职少校军阶。

1993年5月1日，乘着“小平南巡”的春风，中央电视台推出全新的早间节目《东方时空》。这个信号，让我闻到了中国新闻改革的气息。之前几天，我刚从日本访问学习归来，平生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新奇和刺激，让我对世界开始有了新的认知角度，资本主义这个词汇在我心里不再是洪水猛兽。同时，我也开始思考新闻的本质这个很庞大的问题，开始反思自己前些年在新闻领域曾经的作为。

1994年1月10日，我以学习电视业务的契机进入《东方时空》，开始以“焦点时刻”记者的身份面对自己的新闻理想。（1997年8月，我以副团职中校的军阶正式转业离开军队）因为没有教条的新闻理论缠身，因为骨子里明白新闻的最基本实质，《东方时空》成为我宽敞的舞台。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栏目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开播，首期节目里，我既是摄像，又是编辑。随后几年，中国新闻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我都是实质性参与者和执行者，我都在新闻风浪的中心——秦兵马俑二号坑开展，驻港部队亮相，香港回归，三峡工程大江截流，1998全国大抗洪，建国50周年庆典，澳门回归，千禧年，新世纪，申奥成功，国足冲进世界杯、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落、伊拉克战争、萨达姆被俘，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伦敦地铁爆炸案，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发射，巴勒斯坦大选，抗战胜利60周年……这些年里，我的作品获奖无数，最高的当属“中国电视新闻奖”，最值得安慰的，当是至今还会有观众在街头把赞许和祝福给我。

做“焦点”记者的日月，让我有机会深入中国的各个社会阶层，也有机缘了解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现状。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在对中国地大物博的地理概念进行感知的同时，我的心灵也在深深为我们国家的贫穷忧虑，为我们的人民的生存状态落泪。我必须承认，我从心底热爱这片土地，我从心底为人民的快乐安康祈祷。

记忆里的悲壮是1994年12月对新疆克拉玛依“12.8”重大火灾事故的采访报道。这段我认真采访和调查过的历史成为我心底的伤痛。我坚信，那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官僚主义在中国犯下的又一桩严重罪行。于是，在2006年底，在火灾12周年的时候，我以《迟来的报道——克拉玛依“12.8”特大火灾事故揭秘》为题，在个人博客里连续发出了四篇详细的图文报道。

这不是壮举。我只知道，这是一个中国记者应有的关于情感和责任的表达。

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看社会、看人们，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尽量不说违心的话，不主动传播谎言，不欺压弱者，担负起“记者”这个称谓的起码责任。这是我职业的遵守。

渴望真正的民主自由，呼唤真诚的心灵沟通，坚守最后的道德底线，坚持细小的修养作为。这是我目前的生命底线。

以上勾勒的只是我曾经的一些足迹。这些印迹，也许只能折射出些许历史的光影。
因为，我目前还没有胆量说，我曾经的生命真地与我的祖国休戚与共。

  

                              

 

                  2007年6月29日凌晨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