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11月18号中午，我的心还为徐唯辛教授的那个庞大的画展忐忑着。

这之前，我很多次近乎命令地给唯辛兄提示，期望他在画展正式开幕之前安静一些，该做的工作悄悄地做，尽量不要在博客等地方公布太多的信息，因为在这之前，我知道的“教训”太多了……

也许自17大之后我们的党真的是开始开明了，也许是信息渠道出了问题，总之，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徐唯辛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大型展览，2007年11月18日下午四点多，在既定的地方，以既定的方式顺利开幕了。

尽管这些年在北京工作生活，占尽天时地利优势，但我要说，这些年来，真正入我法眼的各类展览还真是不多，或者说，我从请柬等渠道获得的信息上判断，能让我认为有些水准的影展、画展、书展，能让我觉得属于真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人，不多，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我只知道，有一群一群的各种“艺术家们”，在撕扯着喉咙，在裸露着自己或兄弟姐妹的隐秘之处，在扭曲着自己或别人的灵魂，在恣意地泼洒着油彩或其它不知名的颜料，在谄媚，在淫荡，在恶搞，在变态……对于这些或这样的作品和行为，我深深地理解，深深地明白其中的原委。是啊，请现在没有艺术家梦想的人们去想象着尝试一下体味一下当代中国艺术家们的精神世界，去窥探一下他们的精神家园，去触摸一下他们的精神温度……“那是相当地悲惨啊！！！”

我曾经在1986年的老山前线有过一次和战友在夜色里通过一片无名地带的经历。

那是1986年的8月，因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整个战区的许多地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划定的雷区，因为洪水而失去了界限，那些由我方和敌方抛洒、埋设的地雷，很多离开了原来的位置。那一日，我和战友文福祥上午出发，步行加搭顺风车，去军部所在地背回印刷好的战报。去程上，我们碰到了当时的成都军区前指司令、现在的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他这样的官，竟然也是步行赶往我们师指挥所的驻地曼棍洞。那天，因为交通实在是不便，我和福祥兄背着报纸返回到距离师指挥所还有近一公里路程的时候，已是天色黑尽的时分了。过了盘龙江上的大桥，我们发现上午走过的路已经被新的泥石流覆盖。没有月亮，没有灯光，没有手电筒，我们两个只好匍匐前进，只好将自己的身姿降到最低姿态，在泥水里用手一点点触摸所有的硬物，确认不是地雷才敢通过。我记得我当时一边爬一边想，为了几百张报纸，这要是炸死了可是真冤，连个越军的毛都没见着，何来战功？死了也至多算个烈士。呵呵，几百米的泥石流地带，我们俩爬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是没有触响某一颗可以轰然作响的家伙。

我以为，当下中国的思想环境，就像那片混乱的雷区，只是这片雷区无边无际，谁也不敢说什么力量会诱发那“轰”声，谁也不敢说哪一片地区真正安全……

于是，对酒当歌。

于是，商女呈狂。

于是，热爱着生命，珍惜着自己长发和胡须和奇装异服的“艺术家们”，在思考安全套的感情，在钻研破旧机床的性感，在冥想裙裾的哲学理念……雷区，将我们的多数艺术家们，屏蔽在民生和民心的关注点外，屏蔽在社会的厚重层面之外。

有人说，因为很多艺术家太穷，他们首先要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我理解之。

也有人说，一些艺术家根本不了解历史，特别是当代历史。我也理解之。

那么，不管贫与富，不问名气大小，我要说：知道艺术家是干什么的吗？知道社会为什么需要艺术家这个行当吗？

从今年开始，我在被请去给新闻专业学生和新闻从业者上课的时候，我总会首先问这个问题：社会为什么要有记者这个职业？

同比来问：在有了国家主席、总理、部长、省长等等数不清的官位之后，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要有作家、记者、艺术家、音乐家、学问家、教师、心理医生等等这些不算计人也不种庄稼不开机床不打扫街道的职业？这些人在社会生活中都靠什么活着？

我不用回答这些问题吧？

于是，我郑重地说，徐唯辛已经有了的关注点，以及仍在发散的注目方向，让我闻到了一个生活在今日中国的艺术家的高尚气息，让我品到了藩篱之中高傲的风骨，让我握到了刀尖上挥毫的那份力量，让我望到了一片希望的思想田野……

于是，我宽慰地说：这个周末，我，很满足。

这一组照片是展览的盛况。我是很久没见过这么隆重和热闹的美术作品展览了。

博联社几十个博友赶来捧场。河南、河北、山东、天津等地都有博友专程赶来参加画展开幕式。

我以为，参加研讨会和开幕式的嘉宾里，聂元梓（上两图中戴浅色帽子的女性）最让我注目。不了解这个人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些资料看看。在研讨会上，我主动上前索要了她的签名。这也是我在画展上主动索要的唯一一个签名。

我索要聂元梓女士签名时，机敏的老记者贺延光赶过来拍到了这个场面。19日凌晨00：51，延光兄将照片传到我的邮箱，我赶紧上来补上。——11月19日1：02

这位美丽的女性是张志新烈士的妹妹张志惠。

这个中年男人是上官云珠的儿子，名叫韦然。

坐着的小女孩是徐唯辛的宝贝女儿，她身边是徐唯辛的母亲王凤仪大妈，和马晓霖说话的是徐唯辛的妻子。

我和徐唯辛在他母亲的画像前。关于徐唯辛的家庭，关于他的父亲和母亲在“文革”中的遭遇，大家可以从徐唯辛的博客里读到不少信息。

贺延光老哥从画展布展就开始跟踪拍摄。16号晚上，我和徐唯辛通电话时说：相信贺延光的眼睛和判断，他能这样投入地拍摄，就说明了这个展览的意义。这就是贺延光的力量。延光兄提议我们选择这两幅画像作为合影的背景，那个小宝贝是贺延光的小儿子。画像里的人物，左面的是王进喜，大庆的那个“铁人”。右面的是王洪文，“四人帮”的一员。（这张照片是贺延光机器里的。）

在开幕式前的研讨会上，我拍到了这个有趣的景象。在贺延光工作的时候，这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一直跟在他身边，不时举起一个卡片机拍摄他。后来问延光兄才知道，这个小家伙是他的小儿子。

我拍的这张片子有些虚了，原因是我的“小手枪”在研讨会开始前被我摔到了水泥地上，镜头一度不能伸缩，倒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恢复了状态，但此后拍出的画面都有些虚。

中国摄影界的“黑兄弟”之黑明也到场了。我和黑明的弟弟黑克是老山上的战友，黑克那时候叫黑建军。展览现场，黑明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俩的合影背景也很特别。左面的是曾经深刻地影响过我的青年时代的遇罗克，右面的是“四人帮”成员姚文元。

著名的网络大虾“黄河滩”17日携夫君“太行山”赶到北京，专为参加这个展览。在我的画像前，她正在抒情……

在展览现场，没有看到“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们，但央视社教中心还是派出了记者从布展就开始拍摄相关资料，参与者里就有《东方时空》曾经的干将黑子，我的好哥们儿。这是黑子和他的女儿在展厅外的广告前。

凤凰卫视倒是没有拉下这个盛况，著名的骨感美女主持许戈辉也到场了。

这位美丽的小姐是台湾一家翻译公司的职员，他们负责展场和画刊所有文字的英语翻译工作。上个月，这位小姐曾致电给我，核实文字里的几个细节。在现场，她主动找到我致以问候，气质很有文化，举止十分得体，“台式国语”说的非常好听。可惜，没有记住姓名。（经徐教授补正，知道了这位小姐姓黄。）

用我和教授在我的肖像前的合影结束这篇博文博图吧。

教授，我的兄长，请继续努力，再苦再难，都要坚持画下去。这个方向，没错。这种方式，很牛。

让共和国的很多历史晒晒太阳，是您的天职，也是我们每一个战士的天职。

本博内有我出现的图片均由博友拍摄，姓名记在心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