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0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

          从1994年1月我进入“东方时空”开始，“东方时空”这四个字就与我的生命和理想有了无法拆分的关系。

          2008年4月30日黄昏，在电视台附近与敬一丹大姐相遇。闲聊中大姐的表情很无奈，小心谨慎地问我：你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吧？我说：大姐，我怎么会忘呢？我的博客已经写好了，就等着在5月1日早晨7：20发出呢。大姐说：你的情感我理解啊。

        

           ……

          1993年5月1日7：20，“东方时空”正式开播。有关的细节，这些年来有幸经历了那个日子的人们已经有过多姿多彩的描述，每每读到他们笔下的这个时刻，我都为他们自豪。

     因为是假日，爱睡懒觉的我，没有在骊山脚下的军营里收看这期节目。

     但是，我可以自豪地承认，我是早期“东方时空”最忠实的观众。

     由于干的是电视行当，手里有支配设备的权力，我在不耽误自己睡懒觉的前提下，把宿舍的录像机上设定了定时录制的功能，每天都要抽出时间看“东方时空”。因为要工作，要下部队采访，要去没有电视的深山老林拍摄，不能保证及时看到节目，每次出门之前，我都要选择180分钟长的录像带，还要把录制速度调到“L”，这样一盘带子就能录下360分钟的节目。回忆一下，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对其它的任何电视节目投入过这样的情感和心思。这也许是我注定要与“东方时空”相遇相知的理由。

     就这样看了几个月的“东方时空”，累积的一个个信息告诉我，“东方时空”是目前中国电视节目中最有风格，最有情感，最有思想，最有味道，最为动人的栏目。我当时的判断是：中国电视的方向要变了。

     用现在的态度来看那个时候的感受，我在前面用的这几个“最”显然有些“老土”。一个电视栏目，怎么能够到达这样的境界？怎么可能承载的起这样的褒奖？世界上的一切好一切坏，都是相对的暂时的。而我们中国人特别擅长使用的“最”，恰恰是遗害我们自己的致命杀手。但哪个时候的我，确实就是这样的情感。

     在这个阶段“东方时空”播出的节目中，有几个亮点给了我以上的判断。

     一个是胡健采访的“东方之子”张贤亮。这个节目让我有点“发傻”。原因是我过去在中国的电视上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犀利、深刻的提问，也特别想知道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在背后支撑着记者胡健？同时也在不停地思考我们的电视上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有这种东西？

     另一个就是水均益。“东方时空·焦点时刻”节目里一开始出现的水均益，眼神儿飘忽不定，面部表情僵硬，说话没有节奏没有自信，最主要的是发音带着明显的“兰州腔”，把“观众朋友”说成“观准盆油”，把“春天”念成“冲天”。他与中央电视台的罗京、薛飞等人在新闻节目里的“国家标准普通话”和“抑扬顿挫”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但是，水均益真的就这个样子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

     还有就是“东方时空·焦点时刻”播出的一些时效很快、直接触及社会问题的新闻专题。象《辽宁大石桥交通事故追踪采访》，《六少女出走》，《假发票黑市采访录》，《艾滋病，艾滋病》，《宁夏7·23空难》，《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等等“焦点”，虽然在前期拍摄以及后期制作上能看出明显的“不专业”，但是这些节目都透射出一种热情，一种关切，一种真诚，现场感传递出来的多种信息让人不能不相信节目的真实性，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记者编辑的善良心地。

     “东方时空”当时给我的震动和刺激还有很多，综合起来就是一点：这个栏目与中央电视台的任何一个栏目都不一样。

     孙玉胜在他2003年出版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始于1993年的电视新闻改革在理念上是从实验与电视观众新的“说话方式”，也就是新的电视叙述方式开始的。比如，叙述的态度应该是真诚平和的，叙述的内容应该是观众关心和真实的，叙述的技巧应该是有过程和有悬念的，叙述的效果应该是应该是具有真实感和吸引力的……

    在那个时候，孙玉胜本人也不知道刚刚开播的“东方时空”是要改变电视的语态，每一个观众，包括我这样的“优质”观众也没有意识到“东方时空”以后会有那般的辉煌。但我在当时能准确判断出“东方时空”与CCTV的其它节目不一样，也许就是“东方时空”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也是我毅然选择“撞”进“东方时空”的动力。

    ……

    上面这段文字是我2004年写就的，是我专为“东方时空”写的一本书里面的一段。这本书，我暂定的名字叫《东方时空，我的爱人》。

    这本书会在什么时候出版，会以怎样的方式出版，目前我还无可奉告。因为要考虑的因素太多，要权衡的东西太多……最重要的原因是，我需要一个最适合的时机。

    之所以说要等最适合的时机，是因为在我心里，过去的几年不适合，现在不适合，未来的短期内，好像也不适合……

    那么，什么是最合适的时机？我想，曾经在十几年来喜欢和爱戴过“东方时空”，并对她的现在不再投入情感和目光的人们，会在心里有一把尺子。这个时机，要允许我敞开心胸，并令我感觉到时代真的在进步的脉动；这个时机，应该比十五年前“东方时空”开播时更加的让多数的民众和多数的新闻工作者从心底里兴奋……这个时机，我一直在等待。

    今天，我告诫自己保持心底的那份热忱，保持对新闻理想的那份执著，没有任何别的祈求，仅仅就是为了那个我们多数新闻人都在等待的“时机”。


    因为已经不在“东方时空”的工作序列里，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关于“东方时空”十五周年的专门节目。上面的照片是我在“东方时空”2003年4月接受“纪念东方时空十周年特别节目”编导鹿敏采访时的情景。这个节目最终没有播出。

    新闻评论部成立于1994年12月21日。这个部门是“东方时空”获得观众广泛好评之后的果实之一。新闻评论部，这些年，一直是我心灵的家园，“求实、公正、平等、前卫”的部训，也一直是我努力做好电视新闻人的尺度。遗憾的是，新闻评论部这面在中国新闻界都曾经有过巨大影响的“品牌”，在2008年年初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不复存在了，这个“部训”，实际上已经成为历史了。

    这是我今年2月4日下午在办公楼的前厅拍下的纪念照片。那时，新闻评论部已经解体，获知消息的我惆怅了很多天，甚至感到了空前的绝望。

    没有“东方时空”，就没有新闻评论部。没有“东方时空”，我这个中校军官就不会舍弃优厚的待遇赶赴北京；没有“东方时空”，我不会愿意进入CCTV这样的中央媒体工作；没有“东方时空”，我不会在脱掉军装之后选择“不要组织安排工作，自谋职业”这样的险路谋划后半生的生计……

    从1994年2月10日第一次在“东方时空”节目里出镜报道，“记者陈耀文”这几个字在后来的很多年不断出现在我参与采制的节目里，也逐渐印刻在我的灵魂中。我喜欢“记者”这个称谓，也发誓要成为中国优秀的电视新闻记者。无论是赞美还是曝光，无论是思考还是探讨，我愿意把对真理和真相的探究作为努力的方向。在1995年1月1日的“东方时空·焦点时刻”节目里，我曾对着镜头说：如果有观众和当事人发现和举报我在节目里作假、说假话，我随时卷铺盖走人。这样的承诺，我无悔地做到了。

    为了未来，我还会坚持这么做。

 

    在这个时分，想说的太多，暂时打住啦……

链接几个曾经的老文字，供大家一起回忆。

 

2003年为“东方时空”十周年而写的《“时空”片断》

 

1998年为“东方时空”五周年而写的《握在手中的感动》

 

2004年为“焦点访谈”十周年而写的《“焦点访谈”第一期节目诞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