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再看电视新闻里的画面，根据目前公开的各种来路的信息，我觉得已经能够对四川灾区的状况有一个大概的判断：惨不忍睹，困难重重，头绪繁多，心力交瘁。

这个判断是我在远离灾区的北京做出的，听起来有些不着边际，但我确信，目前在前线任何一个局部尽全力工作的人都不会有我们后方人们这样综合的资讯。所以，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可能相对更清楚一些。这个方面我有直接的经验。1998年全国大抗洪，我的主要报道位置是洪湖段的荆江大堤上。那时候，我跟后方做连线或者回传节目，也只能谈我一天里看到的景象和在局部采访的事情，不可能有时间了解长江全局的形势。还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小水等人在前线，在风暴的中心，但整个世界的媒体报道动向他们在当地并不能完整获得，大量的信息还是依靠我们在北京收集的东西。

这些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些“非主流”信息，真实性我基本不怀疑，因为细节描述符合我判断的当地局势。但是，我对一些人依据这些局部信息做出的否定全局的判断不敢苟同，这就好比我们都熟悉的“盲人摸象”的故事。

地震发生之后，我很快在GoogErth上快速搜寻震中的细节，发现这个地图对那一带的表现非常概略，都是八十多公里高空的图片，基本只能看到山势的走向，根本没有城镇的楼群等信息。我当时的判断是：在这样的山区，人口密度不大，估计损失不会太大。随后的一系列信息粉碎了我的判断，这些天来我们大家一步步焦急，一直到现在的相对安静，我庆幸没有说出什么出格的话，而是一直平抑自己的情绪，力图客观理智地表述情感和态度。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亢奋的情绪当中，大家都在摩拳擦掌，都是有劲没地方使的状态，这时看到有人激奋地表达，就很容易引起共鸣，就会快速地传染一种情绪，直至形成声浪。一贯喜欢质疑的我之所以这样安静，重要的理由在于我们说这些有什么实际用途？

灾难，让我们成长。现在，举国哀悼地震死难者三天的时间即将结束，我清晰地明白这些天里我的脑子里转悠了无数问题，情感上也经受了巨大的考验。所以，我坐下来，尝试着整理一下自己的心灵，也梳理一下自己这次成长的脉络。

我这里不论说我没有义务思考的事情，比如军队武警调遣是否及时，装备到位是否合适等问题，毕竟那不是我们可以在没有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可以分析的。我只想说，在这样一个突发的事情面前，军队和武警目前的动作我是可以接受的，也算及时和到位。至于网友们反复在争论的直升机能否早一点到达重灾区的问题，我的表达是：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绝不是我们的情感和意愿能支配的。且不说我们的装备是什么水准，仅仅用我们空军平常的飞行时间和飞行科目来考量，大家实在是给我们的空军提出了太高的标准。一句话，现状就是这样，水平就这么高，大家拿美军俄军英军跟我们的空军比较，有些不厚道。老百姓有句话：有多大的锅，做多少人的饭。

我还思考了大家都很关注的一线记者表现问题。

这次重大事件，媒体总体表现不错，我前几天已经有专门文字，甚至用到了“欣慰”这个词汇。我目前的结论还是这样，只是对个别记者的行为有些遗憾。作为一个老记者，在屏幕前我也心悸，但我不会横加指责，那是因为我深深地理解记者们在一线面临的问题。

在那样复杂的环境里，在满目的尸体和满眼的哭喊民众里，有多少人的精神能维持心静如水的正常状态？再加之不能正常联络，不能正常休息，甚至不能正常大小便，不能在对着镜头和话筒时有丝毫的心理调整，就得说话，说信息，说总体局面，说细节……这一个报道惊恐未定，下一个任务又紧接着到达，对于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这些年轻记者来说，他们多数人没有在节目里失声痛哭已经是很不错的表现了。

当然，对于受众来说，我们根本可以不为记者们考虑这些问题，因为这些记者该有怎样的保障那是媒体自己的事情，观众要看的就是最直接的信息，最快的信息，这就有了一个媒体是否有良好的保障机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深，我的思考也很深，但我说清楚了可能就会伤害……如果在这里我管不住自己非得要说，我尝试着这样安全地表述：成熟的媒体必须要有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事件发生时，不是随便派一个某领导欣赏的记者就能担负重大事件报道任务的。在这时，成熟的记者有很多优势，起码在危机和危险面前具有稳定的心态，对信息有相对完整的判断。我们大家都说军事部派出的副主任冀惠彦在连线时语态平稳，信息量大，表述清楚，那是因为他几十年来经历了无数次重大事件报道的历练，他50对岁的成熟年龄和丰富的阅历都能保证他做到不会轻易慌乱，不会说出不讨观众待见的话。这一点，国外成熟媒体很有经验，也有成熟的方法可参照。以这段时间中国人逐渐熟悉的CNN为例，正常情况下，CNN在全球主要地方都有记者，一般的报道都有这些记者完成。但是在有可能会持续关注的重大事件上，CNN会立即从总部派出年龄较大的著名主持人和记者负责报道，原来这个地方的记者也就自然开始为这个“名牌”服务，或者在他（她）休息时临时填补一下，但重大信息和较长时间的连线都是由这个“名牌”来完成的。所以，在一次次经历重大事件的历程上，培养一批接一批可持续发展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记者，在重大事件上让这些记者展现风采，可能是我们避免因为年幼无知的记者的无辜言行损毁形象的必经之路。

再说说对生命的尊重这个很概念化但也很实际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必将记住2008年5月19——21日。这个结论我认为不早，那是因为这件事情在中国社会的意义必定是划时代的。

一个长期以来遵循官本位的社会制度下，一个长期把黎民百姓的生命价值只是写在文字上的国度里，终于，用连续三天的时间举国哀悼，在大地震发生七天之后的那个时刻全民为遇难者致哀三分钟，作为生于斯长于斯已经年近半百的中国人，那一刻我感佩至极，连续几天，我亦为此思绪奔腾。我欣慰，我终于在活着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平凡生命被国家隆重尊重的时刻，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又一缕光亮照射在我和我的同胞的身上和心上……

这三天里，我自觉地放弃任何的与欢乐有关的行为，晚间，静静地思考自己，思考社会，思考未来。想了很多，依据对这个社会体制深入的了解，依据我们一次次的艰难地前进和大踏步倒退的事实，我思考最根本的一点是：不希望这一次是勉强为之的形式，不希望仅仅是做个样子和姿态，而真心地期望在大灾过去之后的漫长平淡生活里，我，我们，我们每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的生命和情感，以及思想都能被真正地善待，都能够享有基本的尊严。同时，这种善待，这种尊严，不需要我们被某人某机构逼迫引导着感激涕零。

我还想了什么？慢慢的，我会一一道来。今天，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