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文·斯基的阳光地带

      该是以怎样的状态来说这些话呢？

      做了这么些年的新闻专题节目，几大要素的表现状态时时刻刻在脑际飘游，写稿改稿的时候，怎样使节目中的每一句话保证让那些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观众一遍就能听得懂，怎样让画面、声音的编辑、处理简洁、准确，而不必去迁就高层次们的"阳春白雪"，几乎已经成了我坚守的防线。也就是说，在采访、编辑、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我很看中我在表述思想和传达信息、资讯时的心理状态，我要求这种状态是一个正常人与社会交流时表现出的那种状态。

      我的一个同事在酒桌上常说一句话"装啥呀？"如果用它来作为我干电视新闻这一行的心理状态标准，好像是比较恰当的。

      水均益在和我的一次喝酒闲聊中说过这样的话：摄像机基本上能把镜头前那个人在生活中的状态告诉观众。他的意思是，你是善良的，你是聪慧的，你是豪爽的，你是真诚的，你是谄媚的，你是虚伪的，你是功利的，你是假装的，你是不懂装懂的，甚至，你是好色的，有生活经验的观众看走眼的可能性不大。小水以他做主持人的经历感悟出的这个结论，实际上也是对电视工作者的心理状态决定其传播效果的形象解析。说白了，文若其人。

      在《东方时空》，我已经干了十个年头。按一些朋友的话，随便抖搂抖搂，也能弄出一本书来，何况那些只在《东方时空》遛跶了几个月的人都一本接一本地在出书呢？

      说句心里话，不是不想写书，我十几岁时的理想就是当作家。当年从人堆儿里厮杀出来，依靠的就是舞文弄墨。到《东方时空》之前，抽烟的钱也基本是用一笔笔数目不大的稿费在支撑。这么多年里，我一直在细心积累各种资料，也坚持不断地阅读，记录思想的火花，好像为的就是最终能写一本和几本好看的书。文学梦、作家梦，在我的心中萦绕未段......

      几年前，水均益准备写书，专门请我吃饭，让我给他提供点儿我自己的故事。当时我就声明，你可以写，但有些细节你不能写，留给我自己写吧。小水的书《前沿故事》卖得很好。在西安，我与他相遇，他正被出版单位安排在西安签名售书。饭桌上，小水把我介绍给出版社的人，并透露了我也想写书的事。出版社的这位朋友很职业，当即就要与我签约。我婉拒了，对他说，现在还不行。我同时告诉他，我一定会写一本我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期间相关经历的书，然而时机尚不成熟。

      当然，现在写下的这些东西，不是那本书，但有可能是那本书部分段落的影子。

      怎么说呢？我现在很喜欢自己在自己工作范围里的状态。如果有可能，我可能会一直在电视新闻这个行当里做下去了。我不相信一些人以年龄为硬条件做出的判断，我觉得中国电视业的明天，一定需要一批年龄在四十到六十五岁之间的老东东，甚至六十五岁可能都不会是个硬性的"坎儿"。

      水均益头上的白发现在已经不少，尽管我现在冷不丁儿地会被老婆摁在椅子上强行染发，但我不主张他去染。中国的电视业还很年轻，在新闻节目的主持椅上，我们中国的电视观众还没有见过拉瑞·金、丹拉瑟那样的老爷爷。每每在电视上看那些一脸粉黛、拿腔捏调、故作深沉的男孩儿女孩儿播报国内国际发生的一些重大新闻事件时，我总会抑制不住地想换频道，我总觉得他（她）是在骗我，或者说是在糊弄我。因为，那些事件、那些悲欢离合，距他（她）的思想很远，距他（她）的真实情感很远。我不相信他（她）嘴里念着的那些话是他（她）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我知道，与我有同样感受的观众一定不少，与各界朋友的交往中，他们也时常流露出在这方面的不满。由此我设想，我们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十分需要在形象上是成熟的样子，在谈吐上有成熟的味道，在气质上有成熟的魅力等等与渊博和信任感有关系的主持人。同样，在这些主持人的身后，也需要思想与判断力接近甚至高于主持人，操控、沟通的态度和方法十分成熟、老道、便捷的策划、编辑、资讯来提供保障。我没有去国外的成熟电视机构考察过，但我从这些年运作相关节目的经验和教训来判断，他们一定是用这样的机制在运作。

      我不否认年轻的好，我甚至在心里呼唤年轻过的自己，羡慕身边年轻的男孩儿女孩儿的朝气与活力。但年轻就是年轻，年轻是常犯错误的理由。而成熟就是成熟，成熟是有效经验的标题。

      所以我相信，水均益、白岩松这样的主持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会越来越有魅力。而我这样的已决意在幕后寻求快乐的电视人，绝不会没有饭吃。不仅会有牛奶面包，也一定会有咖啡香肠。

      我曾有过下海经商的打算，但我犹豫再三，还是没有迈出这一步。

      我现在的判断是：我今后的岁月可能只属于电视了。

      这些年，在我身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我病了，我心情不好了，只要往编辑台上一坐，手中开始摆弄那些大大小小的钮、健、轮儿，几个小时下来，差不多就没什么事了。再要赶上这是一个精彩的片子，好了。病也好了，心情也好了。这是什么症状？这是典型的"挚爱电视综合症"，而且是"重症"。如果借喻，我以为有些像"花痴"。

      然而，我的确是莫名其妙地走进电视这行的。

      干上电视以后，我惊奇地发现我过去学过的所有东西全都能用上。为了一组镜头，我可以把身边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为了一段声音的处理，我会一连几天茶饭不香。我只感觉，在干电视之前，我的所有积淀和努力，好像都是为了今天。

      文学因为长久的封闭而在精神解放的号角声中义无反顾地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思想旗帜的时候，我没有选择地成为"文学青年"，进而"青年诗人"，"军旅诗人"。

      "理解万岁"的呼唤自老山前线传出并在祖国内地迴响的年月，25岁的我神速地从青海省军区第四医院的一个检验技师转换为政治处干事的身份，调入参战部队47集团军，在1985年底开赴南疆。我没有打过仗，只管全心经营能鼓舞官兵斗志的战地报纸和"老山魂战地诗社"。到一线阵地，也只是为了写出更精彩的文章。

      《东方时空》处于筹备阶段的时候，我刚涉足电视时间不长。1993年5月1号开始，我是《东方时空》的忠实观众。看过了几个月的节目后，我兴奋地放言：《东方时空》必定会是中国电视的革命先锋。于是，对电视的兴趣由被动地模仿改为全面尝试。摄、采、编、播，包括打字幕。

      《东方时空》已经在中国响亮的时候，我已经感到了在部队做电视的局限性。那时，我已经因电视报道工作出色，被集团军党委批准荣立了二等功，并有了国家级的获奖记录。1994年1月，我以学习的名义，轻松着陆在中国电视新闻的最前沿。一个月后的2月10日，大年初一，我手持带有《东方时空》大眼睛标志的话筒，第一次在《东方时空》出镜报道。看了我在电视上的样子，我的老首长郭伯雄，就是现在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在电话里用他那浓浓的陕西腔对我说：挺好地嘛,我看比赵忠祥差不了多少。

      这是我在1994年2月10日播出的《东方时空春节特别节目》里第一次出镜报道的模样，拍摄者是金东，一个很时尚的小兄弟。他现在是凤凰卫视驻加拿大的记者，经常会在新闻节目里出镜报道。我所处的报道环境是天津杨柳青年画传人的家门口，那一年春节，北京正式开始禁放烟花爆竹，但我们在杨柳青还是感受了浓浓的年味。春节晚会结束，完成一家人对“春晚”反映的采访，我们于初一凌晨两点多赶回北京编辑，早晨7：20，节目就播出了。

      "打面的，吃方便面，熬夜做东方时空"，这是1994年《东方时空》记者编辑们的写照。而1994年的北京，"打面的，吃方便面，早晨看东方时空"是生活的时尚。与现在的"手机能照相，周末住山上"之类的时尚差不多一个级别。

      而现在的我 ，又是在国际新闻的浪尖上--周日播出的《东方时空·世界》。

      目前，以及未来的时光里，国际新闻将成为中国媒体传播内容的绝对主流。这不仅仅是我的判断，而是历史潮流之所向。

      这样总结起来，我的路径，好像是一个追逐潮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挑战的过程。

      有这样一个现实：我1994年1月10日上午到中央电视台主楼20层男厕所对面的《东方时空·焦点时刻》组报到时，这个组原有的人，现在只有水均益、孙宏、张恒还在《东方时空》，而我是目前《东方时空》序列里唯一经历了"焦点时刻"组在这些年中所有更名历程的有十年"时空龄"的老人儿。

      这样看来，我似乎又是一个追逐潮流而又不轻言放弃的人。

      按时间顺序，"焦点时刻"组后来陆续改名为"时空报道"、"直通现场"。现在的"时空连线"是由"直通现场"和原来筹备中的"子夜"的两班人马合并而成的。

      自《东方时空》开播以来，"东方时空金曲榜"在1000期播出之后，改名为"音乐电视"，而后消失。"生活空间"在2000年11月27日的改版中更名为"百姓故事"；"东方之子"亦在此时变为"面对面"，时间不长又改回"东方之子"。这几个栏目这些年来因为一开始的定位相对具有排他性，运作的过程基本上是改良、提升的过程。现在来看，"音乐电视"因为与"电视新闻杂志"的定位不符，早早退出《东方时空》，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东方之子"、"百姓故事"十年的历程，已经可以用"知名品牌"来予以肯定。

      那个年代，我们的工作分工不是那么严格，也没有那么多的计较。我和方宏进都是编导，但我会随时为他当摄像，也会随时为别人当摄像。这是我和老方1994年夏天合作时的一张留影。

      而"焦点时刻"，似乎可以说是历经坎坷，无奈多多。

      在一段时间里火爆了中国电视界，脱胎出的"焦点访谈"又火炸了中国新闻界、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情况下，"焦点时刻"的"名份"开始变得尴尬，因为她的定位已经被"焦点访谈"替代，而"焦点访谈"的播出是在"黄金"时间段。

      之所以有"焦点访谈"，是因为"焦点时刻"广受欢迎。"焦点访谈"火爆，客观上把"焦点时刻"逼上了绝境。

      台里面决定上"焦点访谈"时的定位是把白天的"焦点时刻"放在晚上的黄金时间重播，这个新的增长点在当时的"东方时空"领导人孙玉胜的胸怀里被当成一次再显身手的机遇。

      这是孙玉胜的性格。

      据说，当时创办《东方时空》，电视台给的政策也是整合一些已有的资源，能把早间的时间填满就行，因为中央电视台当时没有早间节目。而孙玉胜带领七八个人楞是创办出一个全新的电视栏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而且使早间的中央电视台足足火了这么些年。所以，抓住机遇，是孙玉胜不会轻易错过的选择。

      就这样，新闻中心原有的"观察思考"的那班人马，被改编成记者一组、二组，"今日世界"的班底被改编成专做国际话题的记者三组，"东方时空·焦点时刻"组被编为记者四组。记者一、二、三组专门制作《焦点访谈》，而记者四组，既做"焦点时刻"，也做《焦点访谈》，播出后反响大的"焦点时刻"，当天或改天也可以上《焦点访谈》。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因为有了非常好的播出时间，已经在"焦点时刻"练就了一些功夫，并且有了一定知名度的编导记者们，像盖晨光、水均益、方宏进、戴鸣、杨明泽、李媛媛、章伟秋、何昊、林凤安、张恒、金东、黄瑛、柏杨、周墨等30几个人，在制片人张海潮的带领下，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干劲倍增。在《焦点访谈》开播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焦点时刻"组在保证"东方时空"每天播出的情况下，每个月播出的《焦点访谈》也都在10期左右。

      与《焦点时刻》老朋友的合影，这一张算是最正规的了。2006年1月5日，为录制《质量2005》节目，我在演播室以嘉宾的身份坐在了章伟秋的对面。节目结束，同事为我们拍下了这张照片。章伟秋是当年“焦点”记者里的一把“温柔刀”。

      那个阶段，我们中的许多人，名气开始大起来。1994年11月，平常只在现场出镜报道的我，也开始"粉墨登场"，坐进了《焦点访谈》的演播室。记得那天专门在台里的美发室吹了法型，到化妆科描了眉，涂了口红，擦了粉儿。录节目的时候，我在监视器上看到自己的样子时，非常不好意思--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后来，再进演播室，我就死活也不化妆了，我觉得化了装离观众太远，跟我们在现场时的记者姿态不相符。

我1994年12月17日在《焦点访谈》演播室首次“坐台”的样子，傻吧？

      随着《焦点访谈》的深入民心，在已经归刚刚成立不久的新闻评论部管辖的《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两个栏目之间，一直"脚踩两只船"的"焦点时刻"组，开始遭遇生存危机。

      我所说的"生存危机"，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而是选题"打架"造成的"焦点时刻"这个栏目还有没有存在必要的"大"问题。

      当时，受播出时间总量的限制，新闻评论部拥有的每天53分钟的节目空间中，有10分钟左右可能在内容上是重复的，内容不重复的，在样式上又是接近、相似的。从新闻评论部的管理角度来考虑，这无疑是一种浪费；就是站在电视台的高度去看，也显得有点奇怪。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指示和意见，在1994年底，我们记者四组内部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快有一次变化了！因为，中央电视台不可能长期允许、也不应该有两个"焦点"栏目共存。

      虚荣点儿说，当时我们组的人对外也已经爱说"我是焦点访谈记者"。当采制的节目在"焦点时刻"播出以后，大多会费一些口舌对人家解释这两个栏目的关系。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重温这段心路历程，我仍然不能责怪自己。

      从体制上来看，就新闻中心而言，现在依然实行的是部门之下的栏目负责制。如果一个新闻事件发生，采访部会去人，社会新闻部也可能会去人，评论部的《焦点访谈》、"时空连线"、《新闻调查》同样会去人。结果，想继会有几路人马携带自己的设备、自己的话筒到场。被采访单位如果不了解中央电视台的体制，自然会问：你们究竟谁是真的？假如这个新闻与警察与法官检察官有关，社教中心的《今日说法》也一定会去，还有"西部频道"的相关栏目也会去，哪样，现场可就热闹了。有时是几个一样的"CCTV"标志的话筒同时伸在一个采访对象的嘴前，有时是你方"采"罢我来"访"。几天，十几天，甚至几个月里，"CCTV"就能把一个城市、一个单位彻底搞晕。由于是各自独立核算，就在某一个"点"上，"CCTV"花出的机票、餐费、住宿费、设备费等，加起来会是一个吓人的数字。

      记得1996年前，电视台搞过一次观众座谈会，一位年长的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仅从CCTV各个频道和各个栏目播出的节目，就能看出中央电视台内部管理是"军阀割据"。

      的确，我在中央电视台这小十年的时间里，深切地感受到资源的浪费，人才的浪费，经费的浪费，情感的浪费......是极其惊人的。

      设备。中央电视台目前的装备可以宣称是世界一流，但是其功能的利用率，却可能是世界的末流。很多设备的功能直到退役都没有开发，配置很高的设备在干着最基础的活儿，而这些设备的淘汰率还很高，因为不断有更新的产品在召唤。

      演播室。在中央电视台，随便什么栏目，都要搭建一个叠龙架凤的景区，面积之宽阔，材料之高档，工序之复杂，装潢之精美，足可以和很多国家重点工程媲美。而这些景区，不具有可重复利用的价值，也决不会和其它栏目共享，甚至一个角落一块背景都不允许相似。而有些景区的使用率极低，还不一定实用，真要到录制节目时，又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调整、组装。更有甚者，确定方案时，讨论、审查是原则的，制作完成了，钱已经花出去了，领导看了说不好，重来过。于是重来过，前面花得钱就白扔了。

      机构配置。层层叠叠，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但因为功能交叉，职责不明确，遇到好处大家都去抢，最后人人有份儿；出现问题大家都往后闪，而管理者又不能准确知道在这件事情上该处罚谁。

      资源。每天的播出量与实际的采访量、制作量之间，是一个完全不可理解的比例。因为，哪个栏目可以播这个新闻，哪个栏目不能播，在采制之前，记者、编辑，甚至是制片人、主任都是心里没底的。同时，一件新闻的素材，各个栏目都在追求自己的"独家"，期望成为"首发"，而由于栏目播出时段的固定，本该在第一时间及时传达出去的新闻，真到播发时已经成为"旧闻"。还有，这件新闻如果通盘考虑，既定好立体的方案，一旦启动，便会是接连不断，错落有致，浓淡咸亦。但我们经常遇到的实际情况是，你发你的，我发我的，由于审查的领导不是同一个，领导与领导之间又没有及时沟通，所以常会出现一条新闻两种事实，一个统计两组数字的怪现象。

      这一切，与在这些位置上的领导们的能力、水平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而问题的根源都源自于体制。

      体制的各自为战，利益的天然趋使，自会使得一层楼里的两个办公室之间"拔河"，最后要有一方倒下。倒下自然要报仇，要重新站起来，下次遇到机会，必然会有更惨烈的"厮杀"。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竞争激烈"的好现象，但因为无序，因为没有顾及中央电视台的整体利益，所以在极大程度上，无谓消耗的是各自的精力、智慧和经费，积淀的是无奈和怨气，诱发的是掣肘和破坏的欲望、以及行动。

      按说，我一个搞专业的人，这些问题本不该在我的考虑范围，听起来有点儿杞人忧天的意思。但是，这些问题是一个事业链条上的诸多环节，是我的事业路径上的一道道沟沟坎坎之所在，我和我的同仁们，受这些机制的影响和制约，我们的激情与创造力依靠着这些机制，所以，我们由不得自己地要去想这些不是我们该想的问题。

      《东方时空》是改革的先锋，用人机制、财务机制在一开始就是"特区"的待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特区"的相关政策，这些年来，在新闻评论部的范围内，弊病一点点地在消退，各种性格、各种经历、各个地方的有思想、有抱负、有能力的男女老少，在这里经历大浪的荡涤，适者留下来进入下一个浪潮，抗不住的，快去寻找你能够快乐的路径。

      但是，由于是在中国，《东方时空》的发展以及新闻评论部的扩张过程中，自然不可能完全摆脱一些沿袭了很多年的陈规陋习。自然，在这小十年里，我也不可能全是阳光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就象我们的世界一样，每个人都免不了一些辛酸，一些无奈。

      1994年底，张海潮被提升为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当时的编辑组制片人童宁接替张海潮任记者四组制片人。1995年春节过后，全组人员在京郊的龙泉宾馆开总结会。会议结束前，一般都会有一位或几位主任来讲话。当孙玉胜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了节目的总体质量以后，向大家宣布了"焦点时刻改名已成定局，越快越好"的近似于命令的消息。可以想象，那天的晚饭是在怎样的情境中成了一场难以下咽的"泪宴"。而孙玉胜讲完话就走了，没有看到这些场面。

        这张照片是童宁接替张海潮担任记者四组制片人会议的纪录，拍摄于北京紫玉饭店的会议室。自左向右依次是：袁正名、孙玉胜、童宁、张海潮。

      说起这些，我的心里抑制不住地一阵阵悸动。

      一群人抛家舍业地闯荡北京，大部分人没有北京户口，不在中央电视台的编制之内，没有住房，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子女们可以快乐的幼儿园和可以不交赞助费的学校......

      这样说，其实挺没劲的，也有自怜、自恋的倾向。但这是当时情感的胶着点，这些东西在某种情境下是很容易被焕发和利用的。

      也许每一个人原来的出发点各自不同，但一年多的时间已经使大家构建起一个共同的理想，哪就是全力打造在中国叫得响的电视新闻节目，在世界有位置的电视品牌。现在，"焦点时刻"火过了，《焦点访谈》也火了，而我们却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去"著名"，我们要另选途径再谋出路。

      是的，这是挑战，我们也不怕挑战，但现实的情况是，《焦点访谈》在收视率极高的黄金时间，这个客观条件，是没有办法忽略不计的。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

      尽管由于新栏目的定位需要反复推敲成为延缓时间的条件，在《东方时空》1000期的盛大庆祝活动之后，1996年1月27日的"焦点时刻"时段，开始被"时空报道"的新名字取代。这时候，梁建增已经接替童宁的制片人位置半年多了。

      中央一套晚上19：38播出的《焦点访谈》的黄金收视率及影响力使"时空报道"组的节目不能风光在浪涛的顶峰，而只能选择中性或相对偏软的题目。就是这样，一些偶尔好看、有广泛意义的节目，也还会被有眼光的领导安排到《焦点访谈》去播出，这使得"时空报道"的节目总体上没有太大的竞争力，编导、记者们也自然有一种"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感觉。

      如果真的要我分析"时空报道"之所以尴尬的原因，一句话：定位不准。也就是说，节目形态、选题方向与原来的"焦点时刻"，当时并存的"焦点访谈"粘连的东西太多，没有自己的个性。

      "时空报道"这个名字，没有经历过"火"的境界。

      1998年初，梁建增升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随后，"时空报道"组一批同仁不甘在这个组的寂寞，纷纷调入《焦点访谈》的一组、二组。这样的境况下，东方时空企划组的制片人，原来这个组的老编导，水均益的"金牌搭档"盖晨光接手出任新的制片人。然而，三个多月后，盖晨光又走了，去任刚刚成立的社会新闻部副主任，以副代正，主持工作。

      照片里最左面的人就是盖晨光，这是澳门回归报道结束时在演播室的纪念。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盖晨光都是北京演播室的总策划，我是两个大型报道宣传片的总编导，还负责直播节目里所有精彩历史瞬间的回放制作。敬一丹和方宏进是北京演播室的总主持人。

      重担落在了副制片人李媛媛的肩上。

      李媛媛是《东方时空》的创业元老，在梁建增到任时被任命为副制片人，这时已经有三年多的经验。但是，李媛媛没有被扶正，依然是副制片人，但是干的是制片人的活儿。

      这之后，"时空报道"组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艰难维持"。

      可以想见的，一个已近中年的有家有口的女性，经营一个每天播出10分钟的电视新闻栏目，手下的编辑记者又大多是新手，再加上外部的种种因素和女性特有的一些生理及情感的影响，能维持下去，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况且，这一维持就是三年。

      这之前，评论部的领导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如果想换地方，可以考虑，想去《焦点访谈》的哪个组都行。

      说实话，我是想走的。但我最终没有走。我不相信曾经给过我们荣誉和激情的地方，会必然地走向死亡。作为这个组的老编导，光荣时我在这里，现在落潮了我就该离开吗？大家都离开，这个栏目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

      我没有走。我留了下来。

      但是，我没有坚持多久就后悔了。这一后悔，我就有了不小的行动：请求离开新闻评论部，离开新闻中心，另谋出路。

      最终是新闻中心主任孙玉胜的几句话留住了我的心。玉胜说，你天生就是搞新闻的料，你的激情和冲劲儿是只有在重大新闻的现场才可能找到实现感的。我相信你也能在其它领域做得很好，收入可能也会很高，但你肯定会为你不在重大新闻的采访现场，不在编辑的过程中而痛苦，你会觉得你的工作与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距离很远，甚至没有关系。就凭我了解的你陈耀文，你过不了这样的日子。

      玉胜的这番话击中了我的"软肋"。

      见证历史，记录历史，传达资讯，报道真相，是我理解的新闻人的天职。如果说在来《东方时空》之前我还只是一个在生存意义上刻苦用功的人的话，到《东方时空》之后我已经日渐体会到，我们的工作，与国家、与民族、与历史、与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的有些锐气的节目，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使许多绝望中的人开始看到希望。政府官员们看不到的地层的社会现实，我们用镜头和磁带记录下来；老百姓的心里话无处去说，我们来听，再转达给观众和官员们。中国很大，我们不可能全部听得见，看得完，但是，看一点是一点，听一点算一点，多少人民的好公仆不就是这样干得吗？

      这绝对不是大话。记者这个职业，天生就是这种性质，你只要干进去，这就是你的准则。因为，在经历这些的时候，自己体会的就是与这个社会休戚与共的责任感，获得的就是我曾经推动过历史的成就感。

      于是，我还是没有走成。

      于是，我们共同开始维持的历程。

      也就在这个维持的过程中，1999年3月，我在李媛媛的请求下，从出镜记者的行列里"淡出"，开始发挥我的电视编辑"快"、"好看"的特长，做起专职编辑的"苦差事"。

      "维持"是一个电视新闻专题栏目最大的耻辱。

      而我用身心经历过这样的耻辱。

      由于《焦点访谈》的影响越来越大，乃至中央的高层领导李鹏、朱镕基等都相继到《焦点访谈》视察、题字，电视台领导、新闻中心以及新闻评论部的领导们的视线毋庸置疑地会转到对《焦点访谈》的关注上。再加之《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新栏目的出台牵扯了领导者们的大部分精力，而"时空报道"又没有新的栏目样式代替已经明显感到不行的样式，没有集中的力量来解析问题之所在，平淡是"时空报道"的必然，"维持"似乎也成了最高的境界。

      干上专职编辑以后，我就像掉进了一个无边无沿的深坑。

      李媛媛给我的要求是，成熟记者的采访素材，如果原来可以编一个70分儿的节目，经过我的处理，要达到90分儿的标准；如果前期不及格，经过我的加工，要起码达到播出的标准。而当时组里的实际情况是，大量的只有一腔热血却不能使节目的采访、编辑精彩起来的年轻人，许多很好的选题，因为没有把握好而流于平庸，甚至被"枪毙"。

      我当时的工作状态是，没有时间斟酌，或者没有时间完整看完记者拍摄的全部素材，有时甚至不知道马上要编的节目是谁采访的，就得马上投入编辑工作，一边干一边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这时候，依靠的只有长期积累的判断方法和操作经验，而一个编导最可贵的创新精神，大部分情况下是无法体现的。重复，重复，一遍遍地重复，我当时只恨自己的心灵还没有堕落到只为挣钱去做电视的地步，否则，我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而我在心里给自己设的最后底线就是，我不能眼看着这个组散架，因为，这不是我做人和做事的风格。16岁就走进军营的我在部队学到和养成的意志和品德中，同甘共苦是我最看重的一点。"危难之处显身手"，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里的歌词，我会唱，但我更愿意去实现，因为，人的一生中，能遇到这样机会的时候不会很多。

      为了鼓励我，李媛媛专门给我配了一台车，组里出钱租的。还专门调了几个年轻的实习生当助手，我的收入也很可观。1999年3月到2000年11月那段时间里，"时空报道"节目中有大量是我的声音在解说，那基本上是我的劳动成果。最多的一个月，我编辑过18期节目。

      做编辑的那段时间，我已经很少出差，也很少在节目里出镜报道，只会在一些特别需要的时候站到镜头前。国庆50年，我和章伟秋成为国庆之夜大联欢的现场报道记者，那一夜，我体会了很多的无奈……

      那段时间，我已经有一种欲死不能，欲活不成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心情可想而知。于是，与李媛媛的矛盾开始多起来。其实，这些矛盾，没有一件是由于工作之外的事情引发的，争吵的起因都是因为节目。要么是前期采访有硬伤，无法构成一期完整的节目，而她又非要坚持编出来。领导一审查，毙了，又误时又费神，还费钱。要么是选题根本就不成立，逼着记者采访下去，几天下来，无功而返，而第二天就没有可播的节目了。尽管后来组里的老编导何昊、金东也参加到编辑的行列里来，但这种局面好像没有太大的改观。何昊说过一句话，基本能概括我们在当时的境况："这哪是人干的活儿啊？！"

      2000年5月，被保利集团花高价从香港购回的三件圆明园国宝铜牛首、铜虎首、铜猴首运抵北京，由于原定的出镜记者傅雪松身体不适，我立即接替她赶往首都机场，完成了这次报道任务。

      李媛媛比我早到《东方时空》半年多，她是在一点不懂电视的情况下从零开始的。几年下来，她的采访功夫十分了得，做出得节目也非常精彩。我们曾经在一个筒子楼里门对门住过一年多，那正是"焦点时刻"、"焦点访谈"在全国火爆的时候 ，我们这些编导、记者的生活节奏可以说是无头无绪。在办公室睡椅子、桌子是平常事，饥一顿饱一顿是平常事，说走就走，说回就回，真有点像我经历过的青藏高原的夏天--四季一天见。1994年一年，我积攒过乘坐飞机的登机牌儿，59张，也就是说，不到一个星期就得飞一次。这种情况下，同事们之间的相互关心和帮助也就成为一种发自心底的责任和义务。有一阵儿，李媛媛的母亲来了，她那里有锅有灶，我们半夜下飞机还没吃饭，就会把刚刚睡下的她叫起来。一碗热汤面，或者一碗大米粥，吃得是有滋有味儿。而李媛媛有是个热心人，辛苦了半天，依然乐此不疲。

      我在很多场合说过，李媛媛是为《东方时空》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放下别的不说，单就她以副代正主抓"时空报道"的三年这一点，能保证天天播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无法用对工作的那种纯粹的单纯和执著去驾驭去控制。也许是头绪太多，也许是无暇顾及，也许是有些让很多中国人头痛的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总之，在"东方时空"不遗余力了八年多的李媛媛是以悲剧的形式离开的。她离开的过程中都发生过什么我不得而知，她现在就在CCTV的大楼里办公，她任制片人的栏目《选择》我也偶尔能看到，从原来组里的同事们嘴里也能知道她的一些消息，比如在新闻评论部累死累活从没有当过电视台的年度先进工作者，在青少部，没费那么大的劲儿就成了先进之类的消息，但我们好像很难碰到面，2000年8月她离开新闻评论部之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打过电话。有好几次我都想给她打电话问个好，但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我想，她现在的心境应该是平静的，她有过没日没夜的辛劳，现在这样可能不是她最初的设想，但历史就是这样，是很难随人愿的。我干嘛要去打扰她呢？干嘛要去钩她回忆过去呢？因为，在2000年8月，李媛媛给新任命的制片人张羽交班的那一天，在场的人都看到了她无法抑制的泪水，而我看到的是她心底的泪水。那些泪水，不能只用苦涩来形容。

     同事那么多年，真正的合影也不多，这张照片拍摄与1995年春节前。当时，为了制作春节特别节目，我们大家分赴祖国各地，李媛媛去黑龙江的北极村，我去西藏海拔5374米的甘巴拉雷达站。在首都机场，我俩不期而遇。媛媛要顺道把孩子送回沈阳才能继续向北。

      也许会有人问，为一个已经离开了新闻评论部的人，况且当年还和你吵过架，你这么说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

      我的回答是：离开新闻评论部的人很多，离开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是，李媛媛的离开，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结果。这个"特殊"的本质，就象许多历史事件的真像一样，今天还没有"解密"。但是在《东方时空》十年这样的历史时刻，我最起吗不能做"忘记状"。

      历史是什么？如果有人认为历史是英雄书写的，孙玉胜是英雄无可争议，李媛媛是不是英雄呢？我认为是。如果有人认为是群众书写了历史，那么，李媛媛更是。而我确信，李媛媛该在这段历史中有辉煌的章节。

      《东方时空》十年了！李媛媛的现在与《东方时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但她过去的一段时光，是《东方时空》曾经的骄傲。别人说不说我管不了，但我一定要说。

      2000年11月《东方时空》的改版是这些年里外在改动力度最大的一次，因为，《东方时空》的所有子栏目从新闻评论部脱离出来，单独成立了所谓的"东方时空工作室"。（在网上流传的《东方时空大史记--分家在十月》是一部内部娱乐的搞笑"作品"，但它的时间背景是真实的，说的就是《东方时空》从新闻评论部分出去的这一段时光。片子一开始的"陈耀文·斯基"描画的就是本人。）只所以说"所谓的"，是因为它只出现在过我们的名片上，我们的办公室，而最终没有成为CCTV的正式编制单位，而被改称"早间节目部"。就在这次改版前，李媛媛离开了《东方时空》。2000年11月27日，新版《东方时空》以早上6点到8点30的超大容量播出了，"时空报道"被"直通现场"取代，我的职责是主要编辑，打在节目后面的字幕单上时叫"主编"。

      之后，2001年的9月，刚刚成立一个多月的"早间节目部"突然宣布撤销，《东方时空》的原班人马回到新闻评论部。

      现在，我有一个听起来挺吓人的职务：总编导，而且是在及其高雅的《世界》栏目。大家在《世界》节目中听到的"......稍侯请收看东方时空世界栏目"，以及"......敬请收看本期世界"之类的声音，就是我在说话呢。

      关于"直通现场"，关于后来又改名叫"时空连线"。关于我为何又去了"世界"栏目，故事很多，"宛如‘平常'一段歌"。如果读者朋友有耐心，请在N年后去看我写的书吧。

      写这篇东西，是在伊拉克危机逼近"最后时刻"的几天里。水均益正在巴格达，每天我们要"直通巴格达"，每天我都是在凌晨三点多睡觉。战争阴霾已经集结完成，水均益也快要撤到约旦的首都安曼了，何时打响第一炮呢？为了今后一段时间将要播出的节目，为了可能随时要开始的电视直播，我只好放下这些回忆，暂时停止打字了。

      但我承认，我心里想说的话，绝不止这些。

      谢谢您的耐心。但更谢谢您对《东方时空》的关注。

                                                2003年3月12日

                                          我43岁生日的前两天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