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文·斯基的阳光地带

老山，你永在我心！

chenyaowen — Thu, 03 April 2008 08:08:20 +0800

上面这些粗糙的黑白照片是我22年前用一台傻瓜相机拍摄的“作品”，拍摄地点是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境内的烈士陵园，拍摄时间：1986年清明节。

那时，我们作为兰州军区的轮战部队，即将结束几个月的临战训练。预定的接防时间是4月中旬，作为男儿，作为共和国棋盘上的一颗卒子，我们激情满怀。

1984年4月28日，成都军区某部经过十几天鏖战，终于收复被越军控制多年的老山和者阴山主峰。随后，中央军委即从锻炼部队的角度作出了各军区派部队轮流参加“老山地区防御作战”的决策。1984和85年，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相继参战，1985年8月，兰州军区驻陕西某集团军接到预先号令，并于1985年12月在战区集结完毕，展开临战训练。

1985年11月的时候，我还是青海省军区解放军第四医院检验科的一名检验技师，但12月初，我已经汇入那股钢铁的洪流，成为139师炮兵团宣传股的一名副连职干事。照片上戴墨镜和钢盔的就是我，那时，我正跟随炮兵团副参谋长彭万常在渭南火车站指挥炮兵团五个梯队的车辆和火炮实施铁路装载，也就是把汽车和火炮指挥并固定到平板货车的车皮上。那时，我到这个纯粹的野战军报到还不足十天；那时，尽管已经有九年的军龄，但大部分火炮和武器我都还是第一次见到。在指挥装载的间隙，我们宣传股的报道员李广拽着我请另一个报道员拍摄了这张照片。

我们部队1985年12月中旬到达云南文山。在这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剃光头，颇有些“总将热血从头洒”的悲壮。但是，我们当时留下的照片却一点悲壮也看不出来。左面照片蹲在最前排的就是我，右面照片左一是我。自我记事以后，从来就没有剃过光头，兴奋加好玩，我们大家那时都还年轻，也都还单纯，一架子车老百姓慰问的甘蔗就把我们这些北方来的兵弄得开心不尽。

从1985年12月4日赶赴陕西华县高塘镇的139师炮兵团报到，到1986年1月4日从云南的驻地热水寨调到师宣传科，我第一次在炮兵团工作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在1986年清明节前后，我就是上面照片里的这个样子，12月底剃光的头发还没有完全长到自己喜欢的长度。右面的这张戴钢盔的，是著名的女摄影家梁子的作品，那时，我们是一个宣传科的同事。之前，我俩一起从青海省军区调来参战部队，完成我们俩调动的，就是我们师机关个子最高的美男子干事安晓青。

提到把我从青海调到参战部队的安晓青，也必须介绍一下我们宣传科的战友们。在云南近一年半的时间，由于工作性质不同，我们宣传科的十几个人真正聚齐的时候没几次。虽然身边从事摄影摄像的人不老少，但镜头对着身边同事和战友的时机还真不多。目前我手头宣传科全体人员的合影就只有1987年3月准备撤离阵地时在师指挥所所在的曼棍洞洞口留下的这一张，人员好像还不整齐。

我来回忆一下这些战友的名字。

前排自左向右：摄像干事安晓青、宣传干事钱林森、报道员王瑛、报道员杜明翔、宣传干事文福祥、副科长于善军、摄影干事梁子。

第二排自左向右：放映员王山林、新闻干事周国庆、科长杜凡、报道员杜治平。

第三排自左向右：俱乐部主任张松海、宣传干事樊毅军、宣传干事陈耀文、放映员刘力、新闻干事姜建茹、放映员常军。

根据回忆，我感觉画面里缺少的是摄影干事张富汉和报道员李宗立。这个张富汉，就是现在中国传媒界很著名的华商报业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厉害吧？

我们宣传科全体合影的地方，就在这个巨大溶洞的洞口，我们师的作战指挥所和机关主要部门就在这里面办公住宿。这是一个典型的水帘洞，一年四季，洞顶上的滴水就没有停歇过，我们行走或者坐在洞里的小广场开会，水滴会随时跌落在身上。为了除湿，我们三伏天都要使用电热毯，不过跟其他地方的使用方法正好相反。白天电热毯要全天通电，保证被褥干燥，晚上睡下了再关掉。在这个溶洞里，皮鞋一天不穿就长毛，两天之后白毛就有两厘米长。尽管这样，这里毕竟是师指挥所，我们可以自由地活动，每天可以洗上痛快地温泉澡，与一线防御阵地上“猫耳洞”里面的官兵们的生存条件相比，可以说是天上地下了。画面右面台阶上的那排塑料布围成的房子就是我们的宿舍，我就在挨着台阶的那一间里住过几个月。

在老山前线，我唯一一次请求梁子为我专门拍照是在1986年的2月。那时，后方的亲朋好友都来信索要照片，在彩色照片还没有流行的情况下，只好求助梁子帮忙在一个黄昏为我拍摄了几张看起来比较“酷”的黑白照片。左面这张照片我曾经寄给很多朋友，也是我当时最喜欢的照片之一，因为，那时心理上真的是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留几张“高大”形象，应该是那时的情绪状态。

呵呵，说起照相，说起“高大形象”，我也来揭一下自己的“短”。这张由师后勤部直工科干事赵充增为我拍摄的照片发表在1986年8月还是9月的解放军报头版显要位置，说明文字大意如下——老山前线某部宣传科干事陈耀文是从青海省军区主动请战，在前线，他是某部战报《猛击报》的编辑，还是“老山魂战士诗社”的社长，他用激情的笔触讴歌前线将士的英勇事迹。图为陈耀文上一线”猫耳洞”送报纸等等。需要“揭短”的是，文字内容都属实，上一线送报纸也确有其事，但照片是在师指挥所驻地师首长的宿舍旁“借景”拍摄的，因为这里的岩石质地与一线那拉口防御阵地的岩石外形比较一致。

说起《猛击报》，就不能不说到这张照片。这是我们“报社”几位主要人员的合影，前排左起：编辑文福祥、主编吴明晓（笔名滇老陕）、编辑张仁飞。后排左起：编辑樊毅军、编辑陈耀文（笔名青马、晓文、南疆君）。

关于《猛击报》，据说创办于辽沈战役时期，那时的第四野战军第十纵队，就是我们集团军的前身。当年纵队的报纸叫《猛进报》，老山作战时，集团军的报纸也沿用了这个名字，我们师也就自然使用了当时的报名。还据说，辽沈战役时，十纵几个报纸的报头都是“林总”林彪题写的，当然，在我们的报纸于1985年12月复刊时，不可能还沿用他这位在党的历史上还没有翻身的“罪人”的亲笔。这个报头是谁的亲笔呢？我没有考证过。

这是1986年2月6日那期报纸我负责的第四版右上角刊登的梁子的一张摄影作品，下面的诗就是我写的。那时，还在临战训练阶段，还没有真正的战事，谁也还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景象，但是，从集团军的摄影干事王红，到师里的梁子、张富汉，以致团里的袁熙、戴吉坤等摄影人的作品，基本都是这个“主题宣传”和“注解概念”的套路。版面左下角的这张现在看来很搞笑的“英雄照”和那张“刺刀下的家信”，都是张富汉在那个时候的作品。

在老山，我身边的摄影人“摆拍概念”的局面一直到1986年10月14日的“蓝剑——B行动”才算告一个段落。关于这场战斗，近些年来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照片，也有人把当年由赵旭、任荣、安晓青等人拍摄，安晓庆负责编辑的录像片“蓝剑——B行动”做成视频发在了网上。那场战斗里，从集团军到师团，投入了巨大的拍摄力量，突击队里，傻瓜相机几乎是人手一台，集团军的摄影干事王红直接顶到了突击队里面，师里的梁子更不逊色，团里的报道员尚侯凤也在突击队的阵容里；从军到团的摄像人员赵旭、任荣、杜明翔还跟随突击队抵近拍摄。同时，集团军和师里的两台当时很先进的SONY---M3都担负着在老山制高点通过微波向军指挥所传送战斗实况电视信号的任务……我后来经常说：那是一场很豪华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战斗。好像也就是这场战斗，使我们的多数摄影摄像人员明白了什么叫纪实拍摄。1987年的全军摄影大奖就由“10.14”战斗时“特功五连”所在团的摄影报道员尚侯凤的纪实作品《席卷敌阵》获得。那次战斗中，尚侯凤荣立一等功，直接提干；身负重伤并被切除了脾脏的王红和赵旭、任荣等人也荣记一等战功……

“10.14”战斗进行时，我在师指挥所的大溶洞里目睹了这场战斗的指挥全过程，至今还能回忆起第二突击队占领968高地的消息从电台传来后师长黄俊杰在我胸口猛击那一拳的份量。那时，现在的济南军区政委刘冬冬上将是师政委；现在的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上将是副师长，是设在老山主峰上的前线指挥所的总指挥……

“蓝剑——B行动”中，祁振武、罗卜基、顾金海等十几位烈士献出了生命，我们《猛击报》在1986年10月20日出版的报纸第四版上，我用激情的诗歌与王红、梁子、尚侯凤等人的照片相配，完成了“血染的风采”诗画版面。右上角那个挥手的帅哥就是王红在战斗打响前拍摄的“彝族五雄鹰”之一的第一突击队副队长、四川籍排长罗卜基。战斗中，他率领第一突击队五班突破越军阵地前沿，直插1072高地后侧，指挥炸掉三个火力点，切断越军退路。他率兵搜剿三个屯兵洞，歼敌六名，俘敌一名。回押俘虏途中，遇敌炮弹覆盖，他扑在俘虏身上，腰部胸部被四块弹片击中，光荣牺牲，战后他被追记一等功。左上角给特功五连连长刘炎祥戴光荣花的是师长黄俊杰。这张图下面那张对着报话机喊话的是副连长、第一突击队长马权斌。战斗中，马权斌面部中弹，仍坚持指挥，荣立一等功。

让我把思绪拽会1986年的清明节吧。

1986年清明节那天，我和梁子、安晓青等战友专程从文山坪坝的驻地驱车赶到麻栗坡烈士陵园，凭吊在我们之前为国捐躯的战友。

在我1987年8月16日发表于《青海日报》第四版头条的散文《九百九十八个儿子和一个父亲》里，曾经书写过上面照片里那位蹲在地上背朝镜头的老人。

“暗暗数完了所有的墓碑，默默念完了998个烈士的姓名。我发现，只有100多位英灵的面前摆着酒、肉、香烟等祭品，极少的墓碑前有燃烧纸钱、香火的痕迹，而那些碑前空空的英灵，故乡多在十分遥远的地方。

“这种现象是迫使人想些什么的，但我记不清当时想过什么了。但我确实是坐在我的一位同乡的墓前，为这不相识的乡友点燃了两支‘大重九’。也许我是想代他的亲人尽一点薄薄的礼和情。

“也就在那‘大重九’静静燃烧的时候。一位老人蹒跚着向我走近。他手上捧着一大把已经点燃的与香烟一般粗细的柱香，在经过的每座墓碑前驻足，深鞠一躬，再将一柱香轻轻插在坟茔的顶部，又鞠一躬，念几句我听不懂的祭语。

“判别不出老人的身份，但我从那双象老树皮粗糙的手上能看出他的出身。老人走近我，对我点点头，然后对着我同乡的墓鞠躬。这时，我听清了他的‘祭语’：孩子，为父的我又来看你了。好好休息，你太累了。

“疑惑。老人有这么多儿子吗？

“我上前搀扶老人，请他坐下歇歇，并提出我的疑惑。老人手里的柱香散出缕缕青烟，直扑老人脸面，老人没有躲闪，那早已是红红的蓄着浊泪的眼睛直盯了我好一会儿。

“老人姓吴，云南路南县的农民，63岁。1984年，他的四儿子参军不到四个月就赶上打老山的战斗。开赴战场之前，儿子来了一封信，要三十块钱，信上说，老兵们待他象亲弟弟，他想买点好烟请他们抽，不然死了心里会不安的。当老人把钱寄去时，儿子已上了阵地，没有收到。不几天后，儿子牺牲了，还不满十九岁，追立了三等功，与牺牲的战友们一起埋在了这里。

“从1985年开始，老人每年都要买1000支与香烟一般粗细的柱香来这里，为儿子和儿子的战友们尽上一柱香。老人凄凉地说：‘我老了，又没有积蓄，买不起这么多香烟。但我还能买得起这么多香。香烟香烟，香燃着了就是香烟啊。’

这时，老人的泪水已沾满胡须。他哽咽着继续说道：‘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他的战友啊。’

“我随着老人来到他亲生儿子的坟前。老人捡出三柱香，颤颤地插在儿子的坟上，低声说道：‘孩子，为父我老了，你妈又死得早，没人给你做好吃的，别怪我。放心，你的战友们我都记得呢，我让他们做了儿子，他们不会见怪的，你们可要像活着的时候那样帮助啊’。

“老人又点燃一把柱香，向更高处的坟茔走去。

……

这是我那篇散文里关于这位老人的一些文字。

上面的照片是老人在他亲生儿子的坟茔前祭奠的情景，有一些陌生的悼念者与老人一起向他的儿子致意。我记得拍过老人的正面照片，但影集里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们集团军在1987年4月陆续撤出一线阵地，将老山和八里河东山的防线移交给北京军区的轮战部队。我们集团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究竟死亡了多少军官和士兵，至今我没有得到准确的数字，我只知道，大部分烈士的骨灰都陆续送回了原籍，只有六名烈士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

需要说明的是，这六名烈士，只是我们集团军序列里的人。轮战期间，我们集团军序列里还有兰州军区另外一个集团军的一个师临时编入，撤回陕西后，这个师的事物便不再归我们集团军负责。所以，从1988年开始，我们集团军都会由军师两级领导在清明节赶赴麻栗坡烈士陵园为六位烈士扫墓，不知道这个传统现在是否还在坚持。

我是部队轮战结束之后部队第一次派员回麻栗坡烈士陵园扫墓的参加者。

当时，集团军的副政委王玉兴、我们师的副师长常万全代表军师两级赴云南扫墓，军后勤部的一名助理员和我是随行工作人员。在文山我们找到了祖籍文山、已经调到文山军分区工作的宣传科老干事文福祥，在1988年清明节那天，用一辆军用卡车载着6个花圈赶到陵园，举行了郑重地祭奠活动。

那一天，麻栗坡上空阴云密布……

20年了，整整20年了。当年的集团军王玉兴副政委（左二）该是正在颐养天年的古稀老人，当年的副师长常万全（左三）现在已经是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已经扛起了上将军衔。

那次扫墓以后，我和常副师长还专门赶到曼棍洞拜访了即将结束轮战的北京军区79师的领导，并在曼棍洞吃了中午饭。返回的路上，我和首长专门在著名的“三转弯生死线”合影留念。这个“三转弯”，在老山方向参与过那场战争的人都了解，这是麻栗坡通往越南的一条公路，也是通往那拉口前沿阵地和师团指挥所的必经道路，越军的直瞄火炮经常准确地袭击通过这里的车辆。照片上，我们的身后就是越南方向，因为大雾，基本看不清什么。

那时候，我了解到，1988年清明节，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总数已经有1200多。

1988年之后，老山地区防御作战结束，北京军区直接将老山一线的防务移交给成都军区，老山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大面积的排雷工作，持续很多年……

据说，老山早已成为一个旅游观光的胜地……

就如从现在往前数八十多年的中国历史，很多人、很多事有意无意不再被人提起，不能被人提起，不便被人提起一样，当年的“老山精神”、“理解万岁”，当年的对越作战，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生活和新闻报道的一个禁忌。于是，我听说很多在这场持续了很多年的战争中为了国家的利益负伤、残疾的人，开始像很多老红军老八路一般地生活窘迫、衣食无着，还听说一些烈士的家属不再被社会和政府的抚恤体系关注，还听说一些曾经感动过一代人激励过整个社会为稳定国家政治局势起过重要作用的英模们在秘密筹划拍卖自己勋章的方式……

我不能说我早早就看清楚了什么。但我愿意把我发表在1989年第六期《解放军文艺》上的一首诗展现在这里。这首诗作于1988年。那时我已经主持建造完成了我们师的“老山作战纪念馆”。

那期的《解放军文艺》上以“星座——1989部队青年军旅诗页”为专栏，刊发了我的两首诗。一首《雄关梦》，一首《纪念馆风尘》，现在看来，好像是个很奇妙的组合。

风尘，历史的风尘，总在随着各种“风”飘摇，而中国历史的风尘，似乎飘摇的特别没有规律，也时常飘摇出滑稽的线路，无奈的结果。

所以，对于一个或一群被激情和号令点燃青春热血的男儿女儿来说，我们很难预料昨天的那一滴血会被那一段历史铭记，也不敢奢求某一行长泪能被后人尊重。因为，我看到的这个国家，我自己生存和挣扎着的这个国家，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赞美都是常态，今日座上客，明朝阶下囚的政客规律，在这些年弥漫在寻常百姓的寻常生活里。利益，是这一切的主宰。

上面那首《纪念馆风尘》的诗行，我觉得就跟照片上这样的情景有关。这是1988年时任总后勤部长洪学智（左三）到我们部队视察时参观“老山作战纪念馆”时的场面，左一是当时的集团军军长钱树根，左二是当时的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右二就是这张照片的提供者吴东辉，右三是当时宣传科的摄像报道员周隆强，右四露了半张脸的，应该是当时的集团军摄像干事邵良敏，右五是我当时的科长杜凡。（唤起模糊的记忆，我觉得这张照片好像就是我拍摄的。）——2008年4月5日夜补充此图及文字

用我的这几张照片作结尾吧。

很巧合，这几张照片上，我穿的是同一件皮夹克。

1985年12月到达云南战区以后，因为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因为将要进入的战场不再是战斗演习，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豪迈地大手大脚花钱，就在那时，我花近百元在文山的商场里买了这件平生的第一件皮茄克，算是对自己生命的犒赏。

1987年1月28日，除夕的夜晚，我随在北京活动了半个多月的“老山魂英模报告团”回到云南前线（报告团成员之一的“战地歌手”徐良继续留在北京治病），那时，我们部队继“10.14作战”行动之后的“1.5作战”和“1.7作战”都已经在1987年1月5日和7日分别实施完毕，并不再有新的出击作战计划。

关于“1.5”和“1.7”作战，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出差，细节知道的不多。421团实施的“1.5战斗”中，摄影干事柳军跟随突击队拍摄，1987年他获得“艰巨历程摄影大赛”个人风格大奖那组作品里的很多纪实性很强也很震撼人的片子，就是在那场战斗中拍摄的。两天后由417团四连进行的突袭作战“1.7行动”中，该团摄影报道员袁熙和摄像员李斌被越军发射的炮弹炸死，连尸体都不完整。后来张富汉和梁子给我讲述了一些细节和追悼会的情况。

这是我手头仅有的袁熙留下的摄影作品。在我的印象里，当时我们师几个团的摄影报道员里，袁熙的片子是比较干净也很有想法的，我一直比较喜欢他的多数东西。可惜，小伙子英年早逝，计算一下，也已经离开我们21个年头了。

按照我春节回到前线时的态势来看，因为不再有主动出击作战的计划，如果不出其它意外，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能在四月份平安撤出阵地回到后方了。那时，北京军区即将接防的两个师已经在文山地区进行临战训练，二月份，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赶到我们部队慰问，作为师机关的宣传干事，我陪同战友歌舞团的全体演职员登上了老山主峰，左面的这张照片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上图右面的照片拍摄于1988年春节。那时，在陕西渭南驻地的“老山作战纪念馆”已经落成，我们用塑料泡沫复制的这个“老山主峰”碑也几乎乱真。其实，我们部队在1986年5月1日竖立在老山主峰的这座石碑后来也随部队回到了渭南驻地，因为重量的问题，没有办法把它重新竖立在建造于二楼的作战纪念馆里，只好用质地轻便的泡沫塑料复制了一个。这个石碑上的字迹，是我们师作训科咸阳籍参谋李凯旋的。

我和吴东辉在作战纪念馆建设过程中的合影。（这是吴东辉在我发出这篇博文后4月3日传给我的照片。）

1988年春节在作战纪念馆里拍摄的另一张照片上，我依偎的雕塑是我的好朋友、当时炮兵团的宣传股干事吴东辉的作品，这个吴东辉，就是目前总在我的博文里跟帖的那个“访客东辉”。我们合作完成纪念馆建造以后，艺术才华横溢的他就被调到师俱乐部当主任，成为我的同事。现在，东辉是陕西《咸阳日报》的编辑，还在勤奋地画画写字，关注时事。

在这里，我想轻声地问：那座石碑，你现在躺在哪里？

我还想问：这座塑料的“石碑”，这座黄土堆积的雕像，你们都还矗立在原处吗？

今天，我依然活着，我前面照片里展示的很多人都平安地走下了那座曾经有血与火交织的老山，潇洒或无奈地生存在这茫茫尘世，亢奋或寂寞地啃噬着自己曾经的岁月痕迹……

又是清明了，我该在心里向在那场边关战事里长眠的战友深鞠一躬。

尽管，那场战争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

把一首当年令我流过无数行热泪的歌曲贴在这里吧，她的名字叫《血染的风采》。

这首歌本来由董文华首唱，但真正风靡全国，是在1987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之后。晚会上，女歌手王虹和失去了一条腿的战地歌手徐良共同演唱了这首歌，其情其景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忆起。在这之前的十几天时间里，我作为“老山魂战士报告团”成员与徐良朝夕相处，他在报告现场几乎都要演唱这首歌，我也几乎每次都会热泪横流……大家听到的这个录音，就是王虹和徐良当年演唱的那一版。关于徐良，这二十多年来我经常会被人问及，也简短或细致地为一些人做过解释，在此，我暂时不作更多的叙述。这瓶老酒，我还需再放些时间。在这里，我要郑重告诉大家的是：徐良不是叛徒，也没有过自残自伤的行为。他是那个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产物。他是个有血有肉的青春男儿。他也是我的好朋友。目前，他平静地生活在北京……

——连续四个深夜灯下耕耘，完成于2008清明节前

补充信息如下：

上面的东西发布之后，我的好朋友吴东辉给我发来这些照片。这是他们在1990年清明节去麻栗坡烈士陵园扫墓的纪录。据他讲，这一次专程赶去扫墓是最后一次了，之后便不再派人去了。

1990年去扫墓的是当时的139师政治部副主任杜凡和宣传科俱乐部主任吴东辉。合影照片上左面的那个是文福祥，1988年清明节也是他陪同我们去扫墓的。

春天，怀念绿色的岁月……

chenyaowen — Sun, 30 March 2008 14:15:27 +0800

在Google Earth上标出这几个地名很是费了一些脑子呢。

Google Earth目前功能的特点是，对大城市比较认真，高空拍摄时距离近的可以近到80多米，而很多地方，只有一组几十公里上空的照片，地面上的建筑也就别想看到了。

上面这张图里面，渭南和华县、华山都比较准确，而“炮兵团驻地”我确只能依据回忆标定一个大概。

3月30日下午发出这篇博客以后，晚上又在Google的中国地图版上对照了一下，发现原来在Google Earth图版上标定的“炮兵团驻地”有很大偏差，所以又依据这张地图对原来的标定作了修改。（3月30日22：00补记）

费神干这件事情，是由上面照片里中间那个家伙引起的（另外两个兵我叫不上名字哈，对不起）。

3月28日中午，我收到他从陕西华县高塘镇发来的短信：“股长，我和几个战友回到高塘你的老窝啦。”随后，他通过QQ给我传来了他在那里拍摄的一些图片。

这是他传给我的一部分照片，为了压缩篇幅，我做了集中处理。照片里，有导弹营原来的车炮库，有通往团部的那条水泥路，有军人俱乐部，还有团部的大门、一营的营房和田地里的粪堆。实话说，他的照相手艺跟我比可是差远了，我在QQ上一边接收一边狠毒地骂他，他嘿嘿直乐。

那么，为什么我敢一遍遍骂他“笨蛋”，还敢骂他“吊兵”，而他却不生气？看过《士兵突击》的朋友都知道许三多和班长的关系，还有伍六一和连长那种关系，流行的话“那叫杠杠的”。在上面图片里显示的这块土地上，我和这个兵，可以算是接近这样一种关系。

他叫肖永胜，从兰州1988年入伍，那时，我们部队刚刚从中越边境的老山轮战回来，比他军龄长十年的我自然会叫他“新兵蛋子”，况且，他进入我视线，并引起我注意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的春天，那时，我是炮兵团的宣传股长，临时客串几个月的新兵营教导员（营长是当时的作训股长袁明宏），他则是新兵营四连某班的副班长。

关于这个兵，我到现在也不敢说完全了解，只是从他的QQ空间和偶尔在我博客里的留言了解到他在当兵岁月里的一些事情。下面是他2007年6月6日发在QQ空间里的个人日记：

十八年前我十八岁
十八岁的天很蓝
十八岁的梦很纯
华山脚下
渭水岸边
没有山高路险
没有水深浪急

十八年前我十八岁
十八岁的路很宽
十八岁的心很大
秦岭山中
塬上坳下
高兴时我喊着歌
无聊时我数时间

那时我是个兵
是个不听话的兵
连长说摊上你我算是倒血霉了
营长说你早生几十年就好了
团长说炮团从湘西缴匪后几十年没出过这样的叼兵
.... ...

篓子捅大了
师部通报了
要逐级上报处理我　
我想我该完蛋了
连长流汗了
营长问我怎么办
政委说只要有理你别怕
.....

过了一段时间师部急了
问为什么不处理
政委把通令顶回了
写了这几个字：“具我所知，通报与事实不附，不予处理”
我后来才知道
......

十八年前我十八岁
十八岁的情很真
十八岁的爱很模糊
那时我已经是老兵了
那时我两年没回家了
快乐时
我想那个
每星期都给我写信的女孩
她不是同桌，最近时坐在我前排
伤心时我想妈妈我想家
可妈妈临别的话还在我耳旁
“这三年你没有家，家里也没你这个儿子”
我怎么可以没有家呢？
连长也说
什么你的我的你们的命都不是自己的
那我有什么呢
家没了
命不是自己的

我难受的想哭
我怕别人看见
我跑到后院的坡上
那儿有我养的两只小白兔
我抱着小白兔流泪了
小白兔的窝很大
我用了三十七棵树盖的
要转业的营长把营房的大树都锯了
说这木头做家具最好了
十几棵叫木头的东西堆在两辆汽车旁
战友们看着伤心了
美丽的梧桐不见了
笔直的白杨消失了
那梧桐开花时很香呵
冬天还会有很多鸽子样的鸟落在上面
第二天我把剩下的树全砍了
连长看着光秃秃的院子傻眼了
我说连长别难过等你当营长时这些树还长不成木头

上面这几张照片也是肖永胜发在自己QQ空间里的。看看他的面相和姿态，活脱一个“捣蛋兵”吧？他在QQ上的名字也很独特——导三连，这是他服役那个老连队的番号：炮兵团导弹营导弹三连。

我还知道他的一些事情，比如曾经上了军校，但又因为打伤了同学而被送回原部队，返回部队的火车上他处理掉了档案里的“污点”……

就是这样一个兵，走进我视线时也是因为打架斗殴。

1989年4月22日，北京的新华门前聚集着众多请愿者的时候，在陕西华县高塘驻防的陆军第47集团军步兵第139师炮兵团也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事件：一批河南兵和一群兰州兵于晚饭后的时光在老百姓的麦地里掀起了一场近百人参加的斗殴，农民伯伯将要抽穗的小麦田被大面积踩踏，十数名战士受伤……

兰州兵的“首领”名叫常敏，好像是一营还是二营的（纠正：应为导二连的兵），“副首领”就是这个满脸不屑的肖永胜。那一夜，我们炮兵团三层团部大楼的几十间办公室几乎全部变成了审讯室，机关干部全部上手，挨个与参与斗殴的士兵谈话了解情况。平常看起来很斯文的我，那一夜很是疯狂，不仅软硬兼施打掉了兰州兵“首领”常敏的嚣张气焰，令他说出“服了”这句几乎不可能从他嘴里说出的话，还笑眯眯地拿下了已经煮成夹生饭的肖永胜。当时，负责对付肖永胜的军务参谋小冯已经折腾了好几个小时，但他就是死不认账，激愤之下，冯参谋抡着一根台球杆逼迫肖勇胜跪下。就在这时，我推门走进这间办公室，听到肖永胜大声说：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给你下跪，打死我也不会。就他的这一句话，让我瞬间对他有了一种感觉，赶紧上去劝走了冯参谋，开始跟肖永胜称兄道弟……很快，他屈服了，并从那时开始叫我大哥，这么多年……

肖永胜和他的妻子目前在山东聊城开了一家专卖拌面的餐馆，女儿也上小学了，但从他的言谈里我依旧能感觉到他对社会的种种不满，以及他内心的躁动和不安。尽管我们已经近20年没有见过面了，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但自从他通过博客找到我以后，不定期的我还是会以兄长的身份为他的生活和工作出一些点子，顺便安抚一下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自小就调皮捣蛋，这些年也不省心的家伙。他很听我的话，也就是从1989年那次交道开始，在他心里，我一直有很重的位置，他也相信我绝对不会害他，只会为他往好里走出主意。所以，我也从不客气，也很少依着他的性子来，跟他说话也一直沿袭着部队的习惯。我知道，他愿意听我的，也愿意我以部队时的方法对他，因为，他心里的军旅情结一直挥之不去。这次千里迢迢和几个战友重回老部队驻地，就证明了这一切。

肖永胜回到老部队去找寻他曾经的青春，他传给我的这些照片，同样也勾起了我对那段青春的连锁回忆。

我们的炮兵团已经迁往陕西某地驻防，这里的营房变成了地方学生和企业员工进行军事训练的地方（不再有保密的问题了）。照片上肖永胜的头挡着的那栋楼就是我们的团部机关大楼，画面左侧的是司政后机关的单身宿舍楼，右侧这堵墙是首长小食堂的西墙。

我1988年8月，我因为过于“张狂”，渭南的师机关里居心不良的某些人将我平级贬谪到华山脚下的这里任职宣传股长，办公室就在照片上树枝挡住的二楼右侧的那个窗户里。在这里，我一直有些委屈地干到1990年底。

这是保存在我影集里的当年在驻地附近拍摄的一些我现在看不上但当年很喜欢的一些风光作品。

写诗文，写新闻，拍照片，把一个个文化程度和字迹都还令我满意的士兵带成舞文弄墨玩照相机的新闻干事。由于身居交通极不方便的深山，娱乐活动很少，我这个宣传股长带领几个干事和几个报道员搞晚会，搞板报比赛，搞风筝比赛……尽管不是十分卖力，但总还算这个团历史上比较出色的宣传股长。大多数晚上，除了读书写东西，我还把相当的精力用在和战友们下棋打牌上，最热烈的当属麻将了。部队有句行话：官怕集中兵怕散。可以想象，一群已婚的股长和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员们，到了晚间，如果没有点事情可做，那漫漫长夜该怎么打发？于是，一群脾气相投的男人们成为牌友，于深夜里秘密相约某个股长的宿舍，放好眼线，挂上厚窗帘，悄没声息地“修长城”，输赢也就在几十块钱之间。赶上主要首长都不在团里的时候，大家可以放开喉咙喊叫“和了”，并大张旗鼓地与半夜驾锅炒菜喝酒，哪又是另一种气派了。在我们那群机关干部里，被赶来“抓赌”的政委逼得从二楼跳下的有之，因为耽误了工作被处分的有之，麻将牌被团长收走很多副的有之。但是，赶不尽，杀不绝，只要气候合适，我们就会集合在某张牌桌前。

从外形上看，这是我们那两栋营职军官楼最东面那栋，当年，“修长城”的事情大多在这栋楼的某间屋子里展开，因为这栋楼和团首长的楼之间还隔着一栋楼，声音上稍微安全些。

这张照片里我用红箭头标出的二楼那套房子就是我当年的宿舍。在那里，我读过许多书，写过许多诗文，我的母亲还曾于1990年11月在这里居住。这里，也发生过许多让我至今还在回味的故事……

这是1988年冬天我们政治处主任李志辉（右二）、副主任乐家庆（右一）、组织股长赵奇（右三）、干部股长胡耀源（右四）和我在我宿舍里的合影。

那天，我们三位股长还依据个头大小站立着合影留念。

这是我们宿舍楼通往办公区的那条水泥路。这条路左面的围墙外，就是团卫生队。据肖永胜说，这些楼现在都空着。

肖永胜从宿舍区拍摄的卫生队宿舍。

上面两张照片里跟我合影的是副团长唐上琼和政治处主任李志辉。这两个人，是我在这个团里看得上的两位首长。他们分别于1988和1989年都已经离开部队，目前都在地方工作，也都与我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李主任有些无奈地转业的时候，当时的师政委、现在的济南军区政委刘冬冬曾亲口对我说：李志辉转业是47军政工干部队伍的一大损失。这个评价很高吧？这些年，他们在我心里一直还是我的首长。他们来北京，无论多忙，我都会抽出时间去看望，哪怕就是匆匆见个面。在他们面前，我能够放开了喝酒，但无论喝到什么程度，从来都不会对他们说出任何不敬的话。对于这些年一直很傲慢的我来说，这样的自制力，我只表现在我内心敬重的那些首长和领导面前。没办法，看不上的我就是看不上，你当了再大的官，你再有权有势，在我这里，就是一个狗屁，没用的。

这是肖永胜3月28日拍摄的团军人俱乐部里面的场景。在这个礼堂里，我曾和团卫生队的护士蒋秀红一起主持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还曾在这里给新兵营的百余名新兵上课。记得，新兵营在1989年5月解散时，我曾承诺这批兵第二年还在这里聚会，但由于战备任务干扰没有实现。

这张照片我在去年六月的博客里发过。这就是我客串1989年炮兵团新兵营教导员时的留影，地点是渭华起义纪念碑下。新兵代表正在发言，远处的那个军官就是我。这时候，在北京，一场风雷正在集结……

在这个俱乐部二楼的小会议室里，几年时间里我曾为好几对新人主持过婚礼。那时，妙语连珠，情趣盎然，一直到现在我还能经常收到当年的新人打来的电话，述说青春的怀想。这是1990年春天为卫生队军医王伯良主持婚礼时我一手培养的摄影报道员陆德平拍摄的照片。

当年在高塘留下的这些照片里，大部分是我的徒弟陆德平拍摄的。

陆德平为我拍摄的照片里，这一张是我比较满意的。这是1989年春夏之交……

作为军人，尽管我不是野战军出身，但既然进入了这个行列，该吃的苦还是不能少。这张照片也是陆德平在1990年夏天的野营拉练途中休息时偷偷为我拍摄的。

1990年，我离开139师炮兵团，调到位于临潼的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处工作，因为路途遥远，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便很少回到炮兵团来。这张照片照片拍摄于1991年12月1日，当时身为摄像干事的我和军里的摄影干事柳军随集团军军长郭伯雄到炮兵团拍摄送别老兵的仪式，因为有很多复原老兵是我当年训练过的新兵，拍摄完首长的活动和战友们与军旗告别的场面，我赶紧放下摄像机赶来和战友们握手。画面里，左一是张亚平，正与我握手的是宋立华，左三是李宗平，左四雷向阳……（其实那几百个兵的名字我多数都记不得了，是战友们看到这篇博客后在“139师炮兵团QQ群”上帮助我补充丰富了这些信息。QQ群号：19658864）

这篇怀旧的东西已经写的很长了，如果放任自己，还会无休止的写下去呢。所以，用影集里保存的这张“诗配画”作品作为结尾吧。

照片是1989年春夏之交在炮兵团一营驻地拍摄的，画面里的孩子是三连连长吴小平的儿子，一个极其聪明但也极其捣蛋的小家伙。拍了这张照片后，我按照我的理解制作了这张有些别致的“诗配画”作品。诗是我写的，因为我的字迹不好看，专门请卫生队能写一手漂亮钢笔字的美女护士蒋秀红在相片的空白处抄写了。这个作品一式两份，送给了吴小平一份，我留了一份。前几年与吴小平通电话他还提起这张照片，让我很欣慰了一阵子呢……
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我的心里惆怅满怀。这个孩子该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他在忙碌什么？他还记得这个陈伯伯吗？他的梦里，会有高塘那个地方吗？

还有，当年书写这些字迹的那个人，你在他乡还好吗？

要感谢肖永胜的，不是你的照片，我的这些思绪还真是找不到表达的由头。吊兵，哥哥这厢有礼啦！呵呵，别笑，严肃点。立正站好了，吊兵。

飞——献给我们的梦想（MV）

chenyaowen — Wed, 24 October 2007 15:26:54 +0800

两年前的这个季节，在“神舟六号”返回地面前，与张骁等朋友合作，匆匆完成了这首MV，并在费俊龙和聂海胜两位航天员降落前的几十分钟在直播节目里播出。为了体现新闻频道的时效性，这个节目的制作设计了预留空间。在航天员出舱镜头直播播出之后，我这边迅速采集、制作，将最新画面加进MV里面。就在他们接受了冀惠彦的现场采访以后，离开现场之后，新闻频道和并机播出的一套节目立即播出了加入最新画面的这首MV。

那一刻，我感觉我还有自己的梦想……

今天18：05，“嫦娥一号”可能会发射升空。昨天，我接到通知，令我将这首歌重新制作成一首MV，赶在今天播出。因为时间太紧，因为不想做一个又是匆匆忙忙的片子，斟酌再三，我回绝了请求。

此刻，把这支包含了我和我们大家梦想的MV发在这里，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待。

纪念我的绿色生涯

chenyaowen — Wed, 01 August 2007 01:07:25 +0800

1977年的夏天，我虽然不是野战军的士兵，但我渴望拥有钢枪的日子。

1987年的夏天，我已经从血火南疆归来。钢枪是什么，我已经有过真实的体会。

1997年的春天，我以记者的身份置身驻港部队的军营。

钢枪代表什么，我已经能说出个一二三。

2007年的夏天，我已经喜欢这样的日子。

钢枪不再入梦，血汗的滋味已成久远的回忆。

谨以三十年来的几张照片

纪念我的生命历程

纪念历史的烟雨和情感的呼吸

纪念曾经的苦难和悲壮

纪念死去的梦幻和坚强的心灵

！！！！！！！！！！

1997，我见证了驻港部队公开亮相

chenyaowen — Tue, 26 June 2007 18:09:03 +0800

1997年1月29日，解放军驻港部队在深圳基地的同乐军营公开亮相，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香港各界的检阅。作为焦点访谈记者，我和摄像奚洋受命拍摄当天的活动。

这个小伙子够帅吧？我当天的节目里没有对他进行详细介绍，看看下面这篇媒体的文章您就明白他是谁了。

人称那个在电视上手握指挥刀、经常接受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检阅的我军三军仪仗队的执行官为“军中第一刀”。驻香港部队仪仗队的执刀人张洪涛，便有了“军中第二刀”的美誉。
　　 1996年1月29日，张洪涛指挥驻香港部队威武雄壮的三军仪仗队，接受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参观团的检阅，成了这一天该部队最风光的人物之一。之后，随着部队对外开放，他的形象更是频频出现在电视中，报纸上。
　　 “湖北佬”张洪涛生得身高体阔，整整1.81米的个头，把英俊潇洒的面孔映衬得更加富于生气。他有着不凡的经历：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参加过151次国家迎宾活动，迎接过来访贵宾包括日本天皇明仁、英国前首相梅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后当选为南非总统）等。
　　张洪涛说：“我是我们村40年来唯一走进绿色军营的人。我要为家乡父老乡亲争光。”从鄂西山区走来的张洪涛是幸运的，1989年他一当兵，就来到被树为军旅标兵的三军仪仗队，成为海军方队的一员。
　　 1994年，张洪涛作为业务骨干，被选到驻香港部队，并被破格提拔为干部，成为三军仪仗队的一名执行队长。执行队长是仪仗队的灵魂。在北京三军仪仗队时，张洪涛只是“窗口”中的一员，如今，他成为“窗口部队”的指挥。这种角色的转换，对他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张洪涛明白，要塑造好驻香港义仗队的形象，首先要塑造好自己。
　　驻香港部队首次公开亮相后，他接到北京三军仪仗队一位老领导的电话：祝贺你们，你们仪仗队的表演很精彩。老领导最后一句话令张洪涛感动：“凡是有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出现的电视节目，我们都组织全体队员收看。”张洪涛能够体会出这句话的分量。他深深感觉到，仪仗队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解放军的形象，代表着伟大祖国的形象。
　　身为执行队长的张洪涛，虽然在国家仪仗队时已经过了训练大关，但在新的环境中也面临新的课题：以仪仗队队长身份向参加检阅的首长报告。
　　刚开始时，他不能将简短的报告词一口气说完，嗓音也不宏亮。他拼命地练，练破了嗓子，一个星期都发不出声音来。他去请教专家，并且由教导员周集红对他作专门训练，他学会了用丹田运气：“首长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义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一句报告词，尾音拉长，高亢激昂，声如洪钟。
　　除了练就声如洪钟的嗓音以外，张洪涛练得最苦的就是准确规范的拔刀动作。在电视上，人们看到仪仗队执行官抽刀动作潇洒自如。真要练起来，也并不易：刀又长又重，用力过大，刀拔不出来;用力过小，刀也拔不出来，只有练就熟练的技巧，拔刀才能威武潇洒。每天，他站在军容镜前，反反复复练习出鞘动作，细心体会要领。我们发现他的右手虎口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左手背上留下了一道道刀伤的痕迹。
　　我们问张洪涛，经过这样一番刻苦的训练，又经过1996年元月部队首次对外开放的检阅，驻香港部队的这支仪仗队，与国家仪仗队相比，怎么样？
　　张洪涛很憨厚地说：“各有特点吧。”原来，驻香港部队的这支仪仗队在进行仪仗训练的同时，还担负着常规军事训练任务。他们上午进行仪仗训练时把身板挺得笔直，下午进行野外训练时照样在泥地里摸爬滚打，还要进行文明训练。担负如此繁重的训练任务，仍然能够将这支仪仗队锤炼得如此中规中矩，威风凛凛，确实非同凡响。

不要拿我跟上面的那个帅哥比较，如果跟我师傅张益民比，我还是能算得上帅地。哈哈，估计师傅这几天是要睡不好觉了……

这是那天到场的最高级别官员。那天，我对钱副总理的采访是随机完成的，事先并没有给有关部门递交繁琐的报告。就在领导参观营房的过程中，我主动上去请求采访，钱副总理乐呵呵的说“可以呀”。

对隗副总长的采访也是随机的。笑容可掬的将军没有任何架子，也没有秘书给准备讲稿，话语很有亲和力。

1月29日，深圳的天气有些阴沉，但节目里的刘司令员却是站在阳光下。呵呵，为了保证当天的工作进度，很多采访我们在事先几天就已经完成了。

上面这几位香港的显赫人物，在那天被我全部采访到了，这使得我预先编辑的大量东西被迫放弃。新闻就是新闻，能用最新的采访，干吗要在乎已经的劳动白费呢？

首长们观看完分列式和军事表演，还参观了营房，那时已经是正午时分。我们的卫星传送地点在深圳台，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半。为了确保最新的时效，我一直坚持到全体首长离开时才为节目录制最后的报道词，背景也大胆的选择了正在行进的车队和欢送队伍。这样，我必须一遍完成报道，中间不能有失误。还好，那天的我很棒。

在那么紧的时间里编辑完成节目，我就没有吃午饭的时间了。一瓶矿泉水，一个面包，我一边吃喝一边编辑，终于提前20分钟到达深圳台的传送机房。在北京同事们的后期合成下，节目准时在当天的“焦点访谈”播出了……

十年前，我在为香港回归忙碌

chenyaowen — Sun, 24 June 2007 15:48:45 +0800

1997年5月，关于“回眸大兴安岭火灾十年”的节目一播出，我就接到了参与香港回归特别报道的任务。当时，节目组设计的我的报道位置是跟随驻港部队的海军行动，随时出镜直播。但是，由于我当时还是军人身份，转业手续还没有办理清楚，我的护照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无奈，只好放弃。于是，我被调整了工作位置，出任香港回归大型宣传片《展现辉煌》的总导演。

宣传片的拍摄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但是，我不能当软蛋，也不能当逃兵。在台里的赴港设备自北京启运开始拍摄，我们设置的下一个拍摄点是武汉长江大桥。在哪里我们要拍摄庞大的车队通过长江的场面。上面的图片是我们在武汉长江二桥上与交管部门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协调拍摄时的交通疏导方案。

就在交通管制方案已经实施的同时，车队传来消息：由于车辆载重问题，车队不能通过长江二桥。于是我们紧急转移到一桥。行动中，我就坐在这辆临时征用的电力维修车上，它的升降臂将帮助我们完成一个移动镜头的拍摄。

完成武汉的拍摄以后，我们紧急转移到上海。在外滩，上海电视台出动了一台转播车和一个庞大的摄制组配合拍摄。当时，我还接受了上海台新闻栏目的采访。

在上海住了一夜，剧组转移到南京，为了拍摄南京的回归纪念钟。

离开南京，我们直奔重庆。那时，直辖市刚刚挂牌，重庆一片喜气洋洋。在重庆大会堂的前面，我们组织了几千人的场面拍摄。

呵呵，当时还没有现在很流行的摇臂，高空的移动镜头都还靠这种升降车。坐在上面看景致，很好玩儿。

从重庆离开，我们还去了广州和虎门、深圳。最后一站是天津，拍摄地点在天津东站外面的广场。

这个玩艺儿是稳定器——斯泰尼康。在此之前，我没有在节目里使用过这种尖端东西。使用它的摄像师必须经过专业培训，要有专门的证书才能靠这个设备挣钱。因为好奇，我尝试了一次，发现这东西对男人的腰损害很大，呵呵。

我们拍摄编辑的《展现辉煌》宣传片总长十八分钟，1997年6月25日，在“焦点访谈”的时段首播，此后在央视的一套、二套、三套、四套里多次滚动播出到回归直播报道开始。

老文一则：握在手中的感动

chenyaowen — Mon, 11 June 2007 14:04:26 +0800

现在读起来，九年前在雨夜里一挥而就的这篇文字还能让我的心暖那么一下，甚至还会勾起丝丝的伤感。我告诉自己不要掉泪，告诉自己没有必要掉泪，还告诉自己，掉泪了就是神经病……

这些文字曾经被收在2000年4月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的《空谈》一书里，也曾被收录在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东方时空十周年系列丛书之东方时空的日子》一书中，这些书都是国家正规的出版物，在新华书店都曾经出售过，所以我感觉虽然涉及了本单位的事情，也涉及了本单位的一些人物，但当年出版时一定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今天发在自己的博客空间里应该不会违反什么纪律。况且，我这篇文字是正宗的完美歌颂，没有任何不和谐的字词和细节。

我想我今夜能写一段挺优美的文字。

那是因为朋友们给了我一个雨夜里的好心情。

1998年4月28日最晚一次播出的《东方时空》片尾音乐在邻居家悠然地响着。而几小时前民乐队演奏的这段曲子，也在心里有趣地叮咚着。许是太熟悉了，许是已熟悉到了把东方时空视为有我“股份”的公司，以为我即便不是一只会鸣叫的三维动画演绎成的鸽子也该是那在红墙上跃动的一只脚，故而在聆听了几个小节的《东方时空》晨曲民乐版之后，忍耐不住地想大声笑笑，想拍拍前排的椅子背儿，想把身畔的小姐、女士拥揽一下。

当然都没有发生。

因为1998年4月28日这一天我们都穿着深色西服，西服里穿一件左胸前绣有白丝绒《东方时空》标志的淡蓝衬衫。我对所有发问的男人女人说：“这是《东方时空》牌儿。”

当然不只是为了听一场民族音乐会。是说穿西服。就像最后指挥乐队又指挥童生合唱的那个穿燕尾服的男子，他在台中央不和谐了吗？钢琴和黄晓飞不和谐了吗？唱陕北民歌的王向荣老汉和说英语的水均益先生不和谐了吗？坐第一排的“东方时空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和最后合唱的贵州侗族姐妹，与吟唱《我的眼睛》的用“中央”作头衔的那群孩子们不和谐了吗？

否！绝对的否。

我从未见过组里的摄像张利穿西装打领带，在1998年4月28日下午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扎红领带行吗？”我说深色西服最好别配红领带。而我在音乐厅见到他时，眼睛一亮，脱口说出：“好帅的哥儿们！”因为他打的是一条黑底灰隐格的丝质领带，最后证实是借朋友的。我理解，民族音乐会由《东方时空》在五周岁的时候来主办，无论怎么样去想，都能想出意境，想出诗句，想出比梦更前卫的激情，想出《铁达尼号》的导演不可能会想出的那种东方思想的灵光。

夜已凉了

只好把它关在窗外

为了不让

心中的暖流被它的无际

领走

这就是我在1998年4月28日参加《东方时空》五周年民族音乐会的穿戴和发型，那是我们自己的节日，也是一个理想的节日。对这类时刻，我从来很重视，也很愿意隆重地穿戴起来。

到评论部，到《东方时空》四年多了，为《东方时空》贺过五次生日了，但从未捡起过老行当。诗，是让我成名的一只小船；散文，也是让我换过不少烟钱的那团雾中雾。今夜，我想能写出诗来。

说一个握在手中的现在还仍有温度的故事吧。

从音乐厅步出，与同伴们“声讨”着敬大姐，因为都说被她“骗”去了泪水，因为那句“妈妈，再见” 。然后牡丹开花，各回各家。

在西单地铁站。车未来，与我同行的孙滨正对我说“现在都有点崇拜白岩松了”，一对母女笑笑地望我们。女儿长得有水均益那么高，上初三，15岁，洁白的牙齿在一排牙齿矫正器后闪着青春的光泽。女儿递过音乐会的节目单，上面已有了敬、水、白、方的潇洒笔迹。我和孙滨在自己的谢谢声中认真地在一角写上了我们自己的名字。

母亲该已过40岁了，是那种在京工作但不是北京人的人。后来知道在一家科研单位工作。（再之后，这位母亲给我寄过一个材料，从讲述的内容看，她应该是北京市技术监督局的干部，但没有署名，只写了“地铁里见过的那位忠实观众”。——作者2007年补记）

母亲说《东方时空》1000期活动（1996年1月）母女俩也参加了。那时候女儿比现在矮半头。《东方时空》开播时孩子10岁，只有现在她自己的肩膀那么高。

这时列车进站，人不多，都有座。于是我和孙滨与母女俩坐在一条椅子上。

女儿告诉我，现在是每期都看，是忠实观众，等等等等。

车到军博站，孙滨下车。这之前，我俩已与母女俩合过影。是请对面一对儿各拿着一朵玫瑰花和一张我们刚参加过的音乐会节目单的恋人帮忙拍的。

从军博到万寿路，母亲一直不停地说，说《东方时空》，说记者的辛苦，说女儿看《东方时空》的收获……我认真地听。

万寿路，我要下车了。母女俩也起身，随我而来。以为是同路，于是继续聊。下车来，看他们没有往外走的意思，却见女儿跟着母亲走向对面站台，我纳闷：你们坐过站了？母亲说没事，就是想跟您聊几句。

这时，我的感动——应该说不是感动，该是震动——不是敬大姐在音乐会上让我流泪的那种滋味了。

她们知道我们姓什么叫什么；

她们把笔递过来请我们签上她们脱口能说出的我们的姓名；

她们在清晨，在深夜，锁定频道，不看足球，不去散步，不准喧哗，不让接电话，不开洗衣机……看我们的《东方时空》；

她们关切地询问我和张涛在湖北襄樊被打伤了没有，摄像机修好了没有，是否要扣我们的工资；

她们自费买最贵的票来到音乐厅……

我们在她们将会珍藏的节目单上留下了姓名，而她们却没有在我的耳边说出她们的姓名。

我们的符号是《东方时空》。

她们的符号是观众。

向东的地铁列车还没有来……

她们只告诉我要到复兴门换乘环线地铁，我问她们在哪儿下车，她们说不远，还能赶上看十点半重播的《东方时空》。还说，早上看了，不知道那个“东方之子”就是今天音乐会上的指挥，回去再看一遍，能赶上……

向东的地铁列车还没有来……

那位母亲让我先走，说：你挺辛苦的，早点回去休息吧。那位女儿说：叔叔多保重身体，有时看你在节目里眼睛是肿的，要注意休息。

向东地铁列车还没有来……

为了尊重她们，我便走了。挥手，说再见，朝东边的出站口走，尽管那样我会多走一段路程。

我觉得该与她们朝一个方向走，哪怕只能在这一小段路的范围内。

外面是黑夜，还有零星的雨。

尽管穿着西装，我却不再打伞……

公元1998年4月29日凌晨搁笔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8年2月底，地点是福建厦门。我身边的小兄弟叫张巍，当时是东方时空企划组的策划。为了纪念那一年的“3.15”，张巍策划了一个特别节目《关于“消法”第四十九条》，请我做总编导。我们转战福建、山东等地，愉快地完成了那期据说反响不错的节目。张巍后来很有出息，担任过2003年创办的《中国周刊》第一任制片人，后来去台里新闻中心做大主编。2006年，他又参与创办了新闻频道的著名栏目《360度》，现在是这个栏目的制片人。从严格意义上讲，我现在是张巍手下的一个老编辑。

十八年前，我还在山里畅想……

chenyaowen — Mon, 04 June 2007 10:17:56 +0800

十八年前，我在华山的脚下静默；

十八年前，我是这个生涩的模样；

十八年前，我听到一片片风雷；

十八年前，我的床头除了书本还有钢枪……

那时，我是宣传股长；

那时，我怀念死去的姑娘；

那时，云来云去；

那时，风来雨狂……

我的记忆不会谄媚地选择，

我的灵魂不会只属于自己的心房，

我的梦幻不仅仅拥有自由，

我的歌喉不会只为歌唱……

站在高处的是我，

没有笑颜的是我，

猜测未来的是我，

理想的悲歌啊，

那时正在清明的细雨里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