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文·斯基的阳光地带

我们还在奢求精彩

chenyaowen — Sun, 10 August 2008 07:07:37 +0800

上面两个截图是8月9日下午六点半左右做的，来源很清晰，不做解释了。

昨晚写好了9号早晨发出的BLOG，题目里用了“没有形容词”这样的核心提示。这个词汇，表达了我看过开幕式以后复杂的心情。之前，开车上班的路上，跟几位朋友通了电话，交流观感，我的表达比较冷静：还凑合。再之前，我两次在开幕式进行中睡着了。“没有形容词”这个概念，算是为我自己争取了一点思考的时间，现在，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出来。此刻，8月10号凌晨一点多，领到了任务的四个编辑正在做初期的图像和文字工作，这个阶段我有一个多小时的空闲。身边身前身后，数台电视机聒噪着各路豪迈的声音和呐喊，我不能抽烟，但好像思绪还畅通。连续几天的强行训练，我已经基本适应不叼着烟卷写东西了。呵呵，奥运好吧?对我来说，起码有这点收获啊。

我对新浪的调查全都投的“一般”，尽管我也认为“击缶开场”和“铺展画卷”、“焰火脚印”这几个创意还不错，很有智慧，尽管也认为主题歌曲还凑合。

其实，大家对老谋子的指责和赞美都不算公正，因为这个大杂烩根本不能说属于谁，也不能说完全属于那个叫“导演组”的团队。

关于那个“和”字，最早有一个关于四川的短信段子，说有人为开幕式创意：全场灯光昏暗，一千桌麻将正在酣战，洗牌动作夸张而艺术，忽然全场模仿老谋子电影里“大风大风”那样的呼喊，整齐地喊出“HU……”，这时，胡哥宣布“开幕”。

看过这个段子之后，我就既敏感又幸灾乐祸地意识到在将来的开幕式现场一定会有细节表现这个“和”字，因为，它是“和谐”的“和”，是盛世的基准，是顶礼膜拜的最直接手段。

之所以说这些，是想为老谋子等导演组的那几位大腕儿们开脱一些东西。不是他们不努力，是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不仅仅是艺术家，他们同时还需要具有政治家的智慧，外交家的油滑，军事家的胆略（这是为了对付参加表演的所有无奈的士兵和学生）。

很多朋友也许不知，现在，今天，即使给我们灿烂的中华历史唱赞歌，也需要以政治家的智慧来判断，要根据不同的阶段敏感地意识到，很多历史以及相关的历史人物和故事细节，在今天有可能是不准提的，是不能大书特书的。就在这样的九没有明确路径的八卦阵里，老谋子这块牌子实际上是幅迷惑人的幌子，张继钢等人睡不着觉的苦涩也多来源于此。于是，一切都必须遵循某人某个从来不会写在纸上的旨意，回避、躲闪成为必然，打太极拳成为唯一的选择，真正的艺术规律，呵呵，大家去想吧——在这个总说“我们必须把奥运和政治分开”的国度里。

再加上现在的张艺谋张继钢等人深谙这其中的道道，心性上早已表达出“渴望”的眼神和体态，同时在精神上也已承诺对某种威权的敬畏和崇拜，一拍即合，三拍即合，多拍即合，呵呵。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奢求一个在根本上还不会尊重个人价值的制度下能生产出感动我们心灵深处的艺术产品？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拿这届奥运会去跟雅典去跟悉尼去跟巴塞罗那这样的地方比较精彩和温暖？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认为多花钱多搞场面多弄花架子不是我们的本事？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批评那个45岁了还被吊在空中模仿夸父的体操冠军李宁？

……

优质的艺术产品是心灵自由奔放的结果，是无拘无束的遐想和实践的积累，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情感和才华激情幽会之后的私生子……如果你跟自己的上级汇报策划方案时还要战战兢兢地不知道那句话该说，你，即使是张艺谋，也依然是一个傻子。因为，你头顶是“皇恩浩荡”的光晕。

所以，就跟日子已经又一次挨到了除夕，一家人已经端起了酒杯，那时，您家的电视上应该上演的是那台您不喜欢但也不能缺少的晚会一样，那时，您和您的家人在这个国家才是正常的，才是可以喝下那顿酒的。那时，您和我，为了自己的性命，为了一家老小的性命，都轻易不会选择做索尔仁琴尼。

2008年8月8日的北京，注定了要上演这样一台大戏，我理解，演过了就安生了，好与不好，我们的评价都不如新闻联播给定的基调好使，我们费再多的笔墨都干扰不到人家出名和得奖，甚至成为下一步“奥运英模表演团”的成员，所以，忙咱该忙的事情吧。

我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网上寻找刘欢和萨拉布莱曼演唱的《YOU AND ME》的mp3，真是费了很大劲呢。之所以着急下载，是因为我认为这首歌还可以，属于需要多听几遍才能感觉到不错的东西。别人怎么看我不管，因为是刘欢，因为是萨拉布莱曼，这歌曲，我贴在这里了。

　　《you and me》

　　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

　　heart to heart

　　we are one family

　　for dreams we travel

　　thousands of miles

　　we meet in beijing

　　come together

　　the joy we share

　　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

　　forever we are one family

　　《我和你》

　　你和我

　　同一个世界下

　　心连心

　　我们是一家

　　为了共同的梦想

　　我们跋山涉水

　　来到北京相聚

　　一起来吧

　　让我一起分享奥运的喜悦

　　你和我

　　同在一个世界

　　我们永远是一家

为留存资料，补发一张照片。

这是我8月8日下午17：06从书房窗户隔着纱窗拍摄的阴戚戚的天空。那时，没有丝毫晴朗起来的兆头，相反，即将落雨的感觉却越来越重。拍完这张照片，我心里很复杂，看着照片上跟铁窗一样的痕迹，忽然觉得悲哀四生……

2008年8月10日凌晨5:25写毕

敬仰他——这是我的态度

chenyaowen — Wed, 06 August 2008 06:06:10 +0800

在精心组织的奥运会风浪几乎把我们的首都搞成世界快乐中心的时候，一个消息，以及由这个消息引发的另一个中国网络热点却怎么也不能不让我们正视：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八月三日夜在莫斯科病逝，享年89岁。

2007年6月12日，索尔仁尼琴在其莫斯科的家中。（网上资料图片）

似乎真的有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这个著名的文学和思想斗士，也似乎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存在曾经对一个国家有怎样的意义。关于他，我没有评判的资格，因为为了饭碗，我常常还会怯懦。我只能说：他是我的楷模。

楷模的死，也许不一定是世界的不幸。89岁，对于一个有过他那样复杂和苦难经历的人来说，算是高寿了。他的选择连他自己都没有后悔过，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慨叹什么？所以，转发两篇文字，一篇是夸他的，一篇是他写的跟中国有点关系的文字，算是表达一个心愿，也表明自己的态度。

让我们铭记索尔仁尼琴

      本文来自《时代》周刊，作者LEV GROSSMAN
      http://www.time.com/time/arts/article/0,8599,1829150,00.html
      翻译：陈骁

美联社报道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心力衰竭在莫斯科辞世，享年89岁。他的小说记录了苏维埃古拉格日复一日的恐怖。

索尔仁尼琴的雄心在于成为一个作家。10岁的他就完整地读完了《战争与和平》。年轻时，他无法出版自己的作品，他在数理学院完成学业。1941年，他开始为红军写作。如果不是因为斯大林，他的雄心壮志可能已经实现了。

1918年，索尔仁尼琴出生在高加索山脉的一个度假村，这一年，末代沙皇死于布尔什维克枪口之下。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只知道他在炮兵当差，在母亲怀孕的时候死于枪击意外。他的母亲是个打字员。对比此后的经历，二战中的索尔仁尼琴是个满腔热血的共产分子，他为军队服务，而在1945年，苏联红军一路向柏林进发时，他因私人信件中含有对斯大林的批评内容遭到逮捕，被判处8年劳动改造。作为自由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而作为作家和思想家，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最终，索尔仁尼琴从监狱转移到研究机构。当他不再与当局研究机构合作时，1950年他被转移到条件更为艰苦的哈萨克斯坦。在那里他开始在废纸上写作。当用脑子把自己写的东西记下后，他便会毁掉那些手稿。

1953年刑满获释后，索尔仁尼琴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灰飞烟灭。但此时他强烈信仰东正教，他也重新找回了作为作家的奋斗目标。起初他的作品只写给自己看，但到1961年他42岁的时候，索尔仁尼琴难以忍受沉默的痛苦，当时文化氛围的回暖让他得以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描写了一个无辜的人在政治犯集中营的点滴生活，条件艰苦，失去自尊，哪怕是能得到一支烟卷或者一点剩汤都能使人快慰。这是一部惊人之作。它观察细致、字句简洁，对受压迫者的心理描写入木三分。这也是第一部描写苏维埃制度下劳动集中营生活的鸿篇巨著。它的诞生在苏联文化界产生强烈地震。

一开始，苏联当局对索尔仁尼琴采取宽容的态度。赫鲁晓夫急于贬低斯大林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正好可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他成了世界文学巨匠。但很快，他的政治作用下降了，他接下来的两本书《第一圈》、《癌症病房》也不得不在国外出版。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被禁止离境领奖。1973年，他完成了《古拉格群岛》的第一卷。它是一声惊雷，是对苏联劳动集中营制度以及兴建这种制度的苏联当局的全面控诉。融入小说的是几百名现实生活中幸存者的血泪证言它也因此成为了遗作巍峨屹立的真话纪念碑。

在小说《第一圈》中索尔仁尼琴写道：“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像另有一个政府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政权喜欢伟大的作家，只喜欢那些阿猫阿狗。”对苏联当局来说，《古拉格群岛》让索尔仁尼琴过于伟大。经过多年的骚扰，他被带上飞机，被当局驱逐出境。

对索尔仁尼琴来说，这是新生活的开始。和他的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一道，索尔仁尼琴在美国佛蒙特州乡下种下了50英亩的混合作物。在那里，他尽可能继续保留俄罗斯式的生活。每年中有一天是“囚徒日”，那是为了纪念他被逮捕的日子。那一天他只吃以前在劳动营中吃的面包、肉汤、烤肉。他每天日出写作，直到日落——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托尔斯泰式的鸿篇巨著《红轮》，用6000页的篇幅记录了俄国革命的历程。这部作品的第一部是《1914年8月》。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索尔仁尼琴是自由的象征，但他并没有回馈这些赋予其身的尊重。作为拥有强烈基督教信仰的人，他认为西方精神世界恶化，他对西方民主的极端批判有时候甚至让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感到困惑。在1978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激情演讲中，他注意到“勇气的沦丧可能是外界观察家注意到的现实西方世界的最显著特征。”

然后，索尔仁尼琴所预言的情形发生了：苏联解体。1994年，75岁的大胡子长者索尔仁尼琴从流亡之乡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在那里这个后苏联时代的先知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但他的家庭对他来说已经很陌生了。他自己已经成了代表祖国的良心，他拥有了充分的的文化话语权——他有了自己的电视节目，在2007年，弗拉基米尔·普京亲自拜访了他，授予他俄罗斯国家奖。但他仍旧没有和新的俄罗斯同步前进。对索尔仁尼琴来说，俄罗斯是19世纪的就俄罗斯，是一个怀旧的，精神上的灵魂俄罗斯。而对于俄国人来说，俄罗斯却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一个日益西方化的、富有预见性的物质的国度。

但索尔仁尼琴仍然希望未来能够带给俄罗斯人一个物质与精神共生、躯体和灵魂共同繁荣的新世界。在亲身体会和见证了这个悲剧世纪的最惨烈的几幕悲剧，他深深相信生命能够而且必须进步、升华。“升华就像我们进入了人类学的下一个阶段一样，”他说。“除了升华，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用其他方式离开这片土地。”

1994年5月28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拍摄的索尔仁尼琴（前右）和其妻子娜塔莎（前左）的资料照片。

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作者：亚·索尔仁尼琴

译者：李国海

　　从前，我们连窃窃私议都不敢。而现在，我们撰写和阅读地下出版物。我们聚在科学研究所的吸烟室里，彼此敞开心扉，发发牢骚：他们什么勾当干不出来呀，哪件坏事不把我们拖进去！民穷财尽，家徒四壁，他们却毫无必要地在宇宙方面大吹大擂。他们加强远方的野蛮制度。他们挑起（别国的）内战。我们卤莽地花钱把个毛泽东扶植起来──而后却驱使我们去跟他打仗，只好去，有什么办法！他们想整谁就整谁；他们把健康的人赶进疯人院。一切全是“他们”，我们呢，——无能为力。

　　事情简直糟透了。普遍的精神毁灭已经降临到我们大家头上，肉体毁灭也即将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统统吞没。而我们却依然故我，总是怯生生地微笑着，含含糊糊地嗫嚅着：

　　“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去阻止呢？我们没有力量呀。”

　　我们是如此绝望地失去了人性。如今粗陋的食物配给制，害得我们甘愿放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我们的灵魂，放弃一切前人的努力和一切后代的机会──然而所有这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我们丢了坚定，失了傲骨，也没了激情。世界的核毁灭我们也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早躲到了缝隙里面。我们只怕勇敢地做事。

　　我们只怕落在旁人后面，只怕要我们独自采取行动──猛可里，我们发现自己丢了白面包，丢了暖气和莫斯科的户口。

　　我们在政治学习小组里反复受到灌输，要愉快地生活，一辈子循规蹈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

　　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但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便自我安慰。根本不能全怪”他们”，要怪我们自己，只怪我们！

　　有人会反驳：的确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呀！人家堵住我们的嘴，不听我们的，也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何才能迫使他们听我们的呢？

　　要说动他们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

自然的办法是把他们改选掉──可是在我们的国家，根本就没有选举。在西方，人们知道罢工，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可是我们被折磨得胆小如鼠，我们对此都感到害怕：怎么能一下子拒绝工作，怎么能一下子走上街头？近百年来苦难的俄罗斯历史上所尝试过的其他一切不幸的道路全都不是为了我们而选择，而且确实都是不必要的。

　　现在，当斧钺开始砍人的脑袋，所有播下的种子都发了芽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想通过恐怖手段，通过流血起义和国内战争使国家成为正义幸福之邦的过于自信的年轻人，是何等误入歧途，何等愚不可及。不，谢谢你们这些启蒙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知道，结果的卑鄙助长了手段的卑鄙。我们的双手将是干净的！

　　难道就毫无办法了？真的没有出路了？莫非我们只好无所作为地等待：什么事情会突然自动发生？……

　　但是，暴政永远不会自动放过我们，如果我们大家天天承认它、赞颂它和强化它，如果我们连它的哪怕最敏感的弱点都不肯唾弃的话。

　　唾弃谎言！

　当暴力闯入人们宁静的生活时，它满面红光，充满自信，神气十足地在旗帜上标榜着，并且叫喊着：”我是暴力！大家散开，让开，否则我将你们踩扁！”但是暴力很快便衰老了，没过几年，它已经失去自信。于是，为了支撑下去，为了显得道貌岸然，它必然要求谎言作为自己的盟友。因为：除了谎言之外，暴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护身符，而谎言也只有靠暴力才能生存。然而，暴力不是每天，也不是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落下它那沉重的魔掌；它只要求我们对谎言俯首听命，每天参加说谎──这就是”忠”字的全部内容。

　　其实，这里就有一把被我们忽视的、最简单、最方便的解放我们的钥匙：个人不参加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这一点，便打开了我们无所作为造成的虚幻链环上的一个缺口！对于我们是最容易做到的，对于谎言则是最致命的。因为，当人们唾弃谎言的时候，它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它象传染病一样，只能生存在活的机体中间。

　　我们用不着鼓足勇气。我们也无意走向广场和大声宣扬真理，公开讲出我们的想法，──不需要，这是危险的。只要我们不讲违心话就行了！

　　这便是我们的办法，在我们普遍天生胆小怕事的条件下，这是一条最容易、最方便的办法，比（说起来怪玄的）甘地的”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容易多了！

　　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 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总之，由于我们畏首畏尾，还是让每个人去选择吧：是继续自觉地做谎言的奴仆呢（诚然，对此我们并不心甘情愿，但总要养家糊口吧，只好听任孩子在谎言里长大），还是抖擞精神，做一个值得自己的子女和同时代人尊敬的老实人。若是后者，那么从今以后他：

　　──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他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

　　──不论在私人谈话，还是有许多人在场，都绝对不说这样的话，自己不做，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不讲解，不炫耀；

　　──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

　　──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如果被援引的思想他不完全赞同或者文不切题的话；

　　──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只要这样的游行集会与他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这标语口号他不完全赞同；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

　　──一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当然，以上所举并非所有可能的和必要的抵制谎言的途径。然而，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通过纯洁的眼睛，其他情况也容易分辨。

　　不错，开头一段时间境况会不一样。有人会暂时失去工作。对于想堂堂正正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会使他们的人生之路在开始时困难重重：因为，人生这所大学所要回答的功课也充满了谎言，应当进行选择。但是，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想诚实做人的人都无后路可退：每天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即便从事最保险的技术科学工作，都逃不脱采取上述哪怕一种行动──是老老实实，还是欺骗撒谎；是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还是做精神奴隶。

　　即便没有足够的勇气捍卫自己的灵魂也罢──别让他对自己”进步”的想法而自豪，别让他自吹自擂，觉得自己是什么学者，什么人民的艺术家，觉得他受之无愧，代表了所有人──让他告诉他自己：我属于畜群，我是个懦夫。其实，我在丰衣足食时的做法，也与此一模一样。

　　甚至这条道路──所有抵抗道路中最温文尔雅的一条，对于因循苟且的我们来说，也将是不容易的。但是，比起自焚甚或绝食来，毕竟轻松多了：火焰不会吞噬你的躯体，眼睛不会烧瞎，而黑面包和白开水总归有你家里人吃的。被我们出卖、被我们欺骗的伟大的欧洲人──捷克斯洛伐克人，难道不是已经向我们证明，他们如何面对坦克挺起毫无遮拦的胸膛，既然胸膛中跳动着一颗高贵的心？

　　这将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吧？然而却是可能的道路中最容易的。对于肉体来说是不容易的选择，而对于灵魂来说却是唯一的选择。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人，哪怕只是几十个也罢，他们多少年来一直遵循着所有这些做人的道理。

　　总之，我们不是第一批走上这条道路，而是加入先行者的行列！我们大家把这条道路看得愈是容易，愈是简短，我们便会愈加迅速、愈加踊跃地走上去！等我们有了数千人，那时当局将一筹莫展，无奈我何。待到我们有了数万人，我国面貌便会认不出来了！

　　假如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莫怨人家不让我们喘气，是我们自己不让自己喘气！那么，让我们继续鞠躬好了，让我们等待好了，当我们的生物学家兄弟能够读到我们的想法，他们准会帮助我们，让这样的一天快快到来。

　　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这篇BLOG发表的时候，我可能在节目播出前的紧张里，也可能在地铁轰隆隆的车厢里。无论我在哪里，我想我该知道我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一个空前的盛世里……

铁裤衩的新角度

chenyaowen — Sat, 26 July 2008 18:18:24 +0800

有幸在阳光下换个角度看看这几年在北京越来越著名的央视新台址“铁裤衩”（以前也叫“大裤衩”），心里面五味杂陈。

这不是一个神话，但真的具有神话的魅力。这些年，只要遇到新结识的朋友，只要饭桌上的话语空间宽松，这只“铁裤衩”一定是一个刺激大家神经的东东，各类笑话和段子层出不穷。而我自己，因为身在央视，下一步也可能会进到“铁裤衩”的某一条腿里面办公，所以经常被大家戏虐为很多不雅的比喻。没办法，这家伙不属于我，尽管这些年没有少表达过对这东西的嘲弄之情，但我确信，即使台长，也只有笑笑得份儿了，因为，咱们中国的事情就这样，没有更大的莫名其妙，这个东东是不会这么顺利戳在这里的。

7月26日上午，坐在出租车里，于国贸桥下拍摄。可以肯定地说：北京这天没有蓝天。

从东北角仰视“铁裤衩”。因为太近，小手枪的广角都显得不够好了。

“铁裤衩”东北侧是这个建筑，名字似乎是服务楼，底层是车库，楼上有餐厅。

从服务楼中间的空地仰视“铁裤衩”。

我目前就在红地毯通往的那个门里面工作，遮阳棚下是我们吸烟的地方。

“铁裤衩”北侧是一幢业务楼，外装修基本结束。

也许是因为我们开始临时在这里工作，施工方正在张贴展示建筑过程的大幅宣传品。从这些图片上，我们大家可以更细致地看到“铁裤衩”的成长足迹。

从新台址北门外仰望“铁裤衩”。

在北门外的街道对面，看到这样的景象。

幽默的重庆人，我喜欢

chenyaowen — Mon, 21 July 2008 14:04:48 +0800

进到办公室就看到这则新闻，大家笑成一团。

世界很大，无奇不有。我相信这事情是真的。所以郑重地推荐给大家。

重庆晚报7月21日报道 喜欢新闻并非人的专利。在重庆南坪五小区，就有这样一只宠物乌龟。养育了它一年多后，主人意外发现它喜欢看电视新闻。

小乌龟现住南坪五小区古楼六村14栋，外号“神龟”、“龟博士”。它是主人刘洁一年多前从宠物市场花8元钱买回来的。

“神龟”很小，龟背直径不过几厘米，是一只普通的巴西红耳龟。刘洁介绍，给它取这个名，主要因为它的特殊爱好——喜欢看电视新闻。

刘洁的母亲喜欢看电视。一次，电视里播放《新闻联播》，刘母无意发现：养在沙发旁小塑料盆里的小乌龟，竟伸长脖子，偏着脑袋盯着电视一动不动。

它喜欢看电视？刘母大为惊讶。留意观察了近一个月后，她发现：小乌龟只喜欢看新闻——只要电视里播放新闻，尤其是《新闻联播》，它无论是正在吃食、还是在玩耍，都会停下手中的“活计”，爬到盆沿，伸长脖子专心地观看。当播放肥皂剧或者其他节目时，它就缩回脖子。

更令人称奇的是，它更钟情男主播——只要一听到男主播播报新闻，它就会最大限度地伸长脖子，趴在盆沿观看，甚至为此练就了“引体向上”的功夫——两条前腿趴在盆沿，拉起整个身体。掐表计算，这一姿势最长时间可保持30秒钟。但如果屏幕切换成女主播，它则会慢悠悠地缩回一半脖子，放下前腿，将身体靠在盆边听。

刘洁表示，为满足小乌龟的需求，后来一到看新闻的时间，他们就会把它移到茶几上——让它离电视机更近些。

今年5月中旬，担心它寂寞，主人从宠物市场上又买回了一只巴西红耳龟。结果，“神龟”把后来者当成自己的“垫脚石”——一旦遇到播放新闻节目，它总会想方设法把后来者踩在脚下，以便让自己轻松地看到电视。

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后，“神龟”甚至成功地将后来者发展成了另一个“电视迷”。

昨中午，记者来到刘洁家。12时，电视里《中国新闻》开播。正在与另一只乌龟抢小鱼的“神龟”停止争抢，偏头静静地听，当听到男主播的声音时，它慢慢爬到那只乌龟身上，踮脚津津有味地看起新闻来。

乌龟为什么喜欢看电视？记者向有关专家求解不成。不过，从网络搜索看，有这一爱好的乌龟还真不少。 (本文来源：重庆晚报作者：涂静)

我也补充一个笑话：某男长期失眠，心力交瘁。一日，遇到某电视台一编辑，痛诉苦恼，请求支招化解心中郁结。此编辑一笑，递上一张光盘，盘上没有任何标志和说明。编辑嘱：睡前阅读。此君疑惑，问是何内容，编辑笑而不语，只道：三天如还没有效果，你就属不治之症了。二日后，编辑接此君电话：哥们儿，效果太好了。第一夜二十分钟后即睡，昨夜不到五分钟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险些误了上午的会。目前，我正在复制这个节目，准备送到我们的失眠者联谊会去，免费发给大家。

后来此君获知，这个编辑哥们儿已用此光盘治疗了身边的所有朋友，有效率96%，那无效的4%皆是此编辑的官场朋友。

要知此编辑给哥们儿的是什么东西，请问重庆的这只神龟。

我渴望真正的中国蓝天

chenyaowen — Fri, 18 July 2008 08:08:32 +0800

7月11日离开北京，7月17日早晨又回到北京，惊喜地看到了一个艳阳天。

我想，这样的蓝天估计也能给北京以及国家的很多官员们心头一个宽慰，同时，他们也会期望，进入8月，一直到9月中旬的北京，都能是这样的晴朗和灿烂。

阳光下。我们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必须生活在阳光下才有可能有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这个道理不用我多讲了，十条狗有十条都懂得这个道理。

在各路信息都在神经质地关注北京的空气质量以及那些时日特别是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8分这个时辰之后的风雨在那里盘旋的时候，看起来我们的国家很敬畏天神，很知道厉害的政治手腕也会无奈于大自然的神机玄妙。

但是，这个“举世瞩目”的游戏一步步向我们的生活走来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关于我们心灵的蓝天，关于这个民族精神健康的举措，都在向着相反的方向使劲。

于是我要问：世界已经给了北京一个机会，北京会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惊喜？

因为恐怖主义的威胁，许许多多的关于我们情感和感受的事情目前被粗暴地践踏，平日里还能感受到些许法治力量的社会，在目前几乎要用铁板焊接出一个牢笼了。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都不行。许许多多的不行，没有法律依据，没有起码的解释，反正就是不行了。

玩不起就别玩这类游戏好吗？这么玩又有多少意思？

这个奥运会，在中国究竟是什么活动？

2001年7月，北京给世界的那些承诺，中国给世界的那些很丰富很综合的承诺，现在兑现了多少？这个问题由谁负责问询？又由谁负责任地给我们、给世界回答？

周正龙：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chenyaowen — Mon, 30 June 2008 23:55:35 +0800

本斯基最近被伟大的朝鲜人民的一些举措——炸毁宁边核设施冷却塔搞得比较忙，对国内热点只有看看的时间，没机会说点什么。6月27日当晚，因为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国度，因为卫星传送等方面的原因，没有使用到我们特派记者传回的现场画面的《焦点访谈——朝鲜走向无核化》因为CNN在北京时间18：51率先播出的一个十几秒的爆炸现场画面而幸运准时播出，昨晚，花两天多时间忙碌，依据特派记者在朝鲜40个小时内拍摄的多数画面制作的34分钟长度的《朝核问题特别节目——走进宁边》顺利在新闻频道播出。由于劳累，最近一直很艰难的入睡工作昨晚恢复正常，一页书没看完就关灯了，而且中间只醒过一次。

这一次醒来是因为一个清晰的梦：满脸委屈的周正龙先生在跟我做卫星连线（呵呵，这与我这几天工作中谈论这个内容太多有关），那端，周正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无论我这边提什么问题，他都会先用这句话开头。

我的梦境里，本来就干瘦干瘦，近一段时间又在“国家机器”里被各种力量“紧过螺丝”的老猎人周正龙，已经是近乎癫狂的状态。他除了总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眼睛总是往镜头外面瞥，让我意识到老猎人不是一个人在说话，他身边还有很多人，这些人在用比较一致的眼神注视着他，甚至是威逼着他。偶尔，我还能听到类似手铐那样的金属发出的叮当声……

我的梦境里，我问周老猎人：谁教会你使用数码相机的？老猎人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是猎人，我很聪明，豺狼虎豹我都不怕，我还会怕数码相机吗？

我的梦境里，我问：那两万块钱花完了吗？他回答：我不是一个人在花，早就变成大粪了。

我的梦境里，我问他：知道只有你一个人被逮捕吗？他哈哈大笑，说：怎么会就只有我一个？我是猎人，所以要单独关押我，害怕我跑掉。关克他们一定都关在西安的监狱了，他们跑不掉的，他们不认得山里的路。还有那个县长……

就在这时，我的梦境里，周猎人突然惊恐地看着镜头之外，紧紧地闭着嘴，任我提什么问题都不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就在这僵持中，周猎人突然很大声地对着镜头喊：斯基兄弟呀，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真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真的，真的呀……

然后，卫星信号就突然中断了，我的眼前一片黑暗。

然后，我就醒来了，一头大汗……

然后，我就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平息我心头的波澜……

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我的一个梦境而已，也许与实际情况有很大距离，也许就是对事实的主观臆测，看客们认真不得，就像对我们社会里的很多事情一样。

同一张脸与同一颗心

chenyaowen — Tue, 24 June 2008 23:50:41 +0800

朋友老盖传给我这张图片，认真看过后哑然失笑。您也认真看看，我估计也会笑的。

之所以笑，一是为精心PS这张片子的人的心思之独到，二是为片子传递出的幽默情趣，三，则是给了自己展开思绪的快乐。

现代社会，区分每一个人的办法很多，目前最科学的当属居民身份证号码。据测算，在十三亿中国人中，已经领到新版身份证的人，18位身份号码重复的概率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再加上姓名、照片等信息支撑，完全可以杜绝混淆。也就是说，某一个号码，只代表某一特定的个人，如果不能代表，就需要进一步甄别。

龙生九子个个不同，造物主的神力也就在此体现，我们慨叹世间万物之奇妙，也大多因为这神力留下的痕迹。

那么，连形象外貌都很难统一的人类社会，如果有人坚信能统一我们的思想，我们会真心地相信这不是幻想吗？

你之所以是你，我之所以是我，一个身份证号码不能完全概括，一件不同色彩不同款式的衣衫也不能完全划分，因为，你喜欢的温柔女孩恰恰是我嫌弃的懦弱性格，我挚爱的长腿美女，吃饭的姿态会让你反胃。这些情绪，来自精神，来自教养，来自习惯，来自出身的痕迹等等不可量化的因素。

生在蜀地，就一定是辣妹？产于湘江，就必然嗜辣如命？

共性与个性都是属性，仅仅强调共性追求共性以共性为至高无上，个性该怎么办？只有死路一条吗？我理解，如果总是在所有问题上强调我们思想的绝对一致，个性，自然就被视为另类了，自然就不敢生长了，自然就该绝迹了。

今年4月17日下午，我在香山成为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的志愿者，活动中间，认识了这位YBC导师弓箭先生，他是北京佳网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与弓箭的交谈中，他的“共识管理”理念很让我感兴趣，这个理念，我理解就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

弓箭先生主张：企业管理、项目管理，包括国家的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如果能够达成多一些共识，管理和被管理都会显得轻松，还颇有成效，因为，共识越多，矛盾自然就越少。

每个人都有愿望，但社会不可能百分百满足每个人的愿望，稍有常识的人也不会奢望百分百满足。所以，在社会体制承诺给每个人一些满足的时候，管理者必须要设法知道能和每个人达成哪些共识，知道在哪些问题最容易达成共识。如果管理者自顾自地制定严格的制度和法律，全体民众一大半都做不到或者反感，这制度和法律再完善也是废纸一张，强行推行自然引发矛盾。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此类口号仅仅表达的是一个虚幻的理想诉求，听的时间久了看得次数多了，正常人都不会相信这是科学的目标，也自然把它当口号喊喊，不会在心里真当回事。长期以来，我们把虚幻的口号当成约束民众行为的准则，把激情的诗行当成寻求共识的载体，无形中放弃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当口号的响亮和豪情成为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人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指标的时候，受伤害的是谁？是不会喊口号的那些朴实的劳动者，是敢于表达真知灼见的思想者，是以科学态度和方法做事的实践者。

为了局部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投机钻营者甚至会改变发型改变穿戴改变吃喝的口味以适应掌管着自己升迁大事的上级，却不会调整姿态改变语气与普通民众沟通。就像我感慨的这张经高人PS的图片，很多时候，很多人会在瞬间隐藏起自己的个性，寻找并紧跟上级的个性，还可能怨恨自己的肤色跟领导不一样，个子比领导高，头发比领导黑……但是，他们的那颗心真的也会改变吗？

茫茫人海啊，活成自己是天道；活成别人，很搞；仅仅只在形式上活给别人看，更搞笑。

我还有没有粗俗的权利？

chenyaowen — Mon, 23 June 2008 07:07:12 +0800

与曾经屏幕上的我自己相比，甚至与日常生活里的我自己相比，上面照片里的我都不是常态。但是，我不能否认说：这不是我。也不会以揪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的方式告诉世界：我是个绝对高尚高雅高洁……的人。尽管，那是我的追逐方向。

我在自己的博客里发出自己的看上去不是很高雅的照片，是为了展开今天的话题，就像我在给电视台的年轻编辑记者上课时，引用的节目基本都是自己的。我有自知之明，所以我只敢拿自己开涮，只敢拿自己的曾经的错误和教训做靶子，也免得惹来其它麻烦。

先来介绍一下这几张照片吧。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7年7月10日，地点是北京鲁古附近的一个露天涮肉餐馆，我和几个哥们儿在吃涮羊肉。因为天气闷热，因为周围太多的男人脱光了膀子，我也不再拘着，索性这副嘴脸了。

这一张是2008年4月10号晚上老婆给我掏耳朵时儿子拍下的场景。呲牙咧嘴，一惊一乍，是我每半个月左右接受老婆这项“爱”时的基本表现，儿子也很熟悉这场面。

这是2008年6月22日晚上的纪录。儿子和老婆在客厅边看电视边开心地吃一种软糖，我在书房上网，忽然间娘俩蹦蹦跳跳地冲进书房，嘴唇上都粘着几粒软糖，面部做出鬼的样子喉咙间发出怪异的声音吓唬我。嘻嘻哈哈之中，娘俩强行为我的唇间也留下这痕迹，然后开心地大笑，还给我拍照留念。

按照很多人认定的高雅标准衡量，这些照片很粗俗是吧？我也这么看，也的确认为这不是什么雅致的事情。但是，我要请问：我难道没有这样粗俗的权力吗？

从蒙昧走来。我们每一个已经觉察出自己具有了一些高雅姿态高雅行为的人，都是从绝对的蒙昧里一步步走出来的。当高雅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感觉到整天满嘴的豪华言词却没有几句真正表达内心的时候，我们会焦躁，会不爽，会渴望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非人非鬼地闹腾一下，甚至把自己在生活里伪装出的那些高雅全部丢掉，彻底地做一个吃粗茶淡饭说粗口狂言的神经病，大声地喊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一点，我有过体会，身边的很多朋友也有过这种感怀。《士兵突击》里，许三多有一句话很经典：我不要做尖子，不要做先进，我还是愿意做一个傻子，做傻子不累，不会没有朋友。

社会在努力地架构文明，期望多数人摆脱蒙昧走进文明的疆界里，能够文明体面地活着，能够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推进者。但是，当一个人因为拥有了所谓的文明而不再拥有偶尔粗俗一把的权利，或者说自己都不再敢要求自己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粗俗一下子，这是一个社会的幸事吗？

人权是什么？直接解读，就是我自己做人的权利。

你愿意住豪宅，我不愿意，可以吗？即使有那个经济实力也不愿意，可以吗？

你希望我做楷模，我不愿意，可以吗？即使我身上已经具有了楷模的许多素质和行为，可以吗？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的一些事情。那一年，我随所在医院的高原医疗科研队在青藏高原工作了半年多。记得好像是七月份，在海拔4800多米的西藏安多，为了抢救一个民工的生命，我曾经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大着胆子献血200CC。这个献血数量不大，但因为所处环境特殊，不能不算是勇敢。后来，十月份，撤回到格尔木休整的日子，在大街上和一群战友闲逛时，经过的一个外地打工者居住的帐篷里突然失火，周围还有一片帐篷。我冲到跟前，发现着火的帐篷里有一个煤气罐，几乎是没有犹豫就拎着煤气罐往外跑，使那场火没有酿成大的后果。这些行为，都在战友的视线里，回到西宁，组织上依据这些行为要为我报功，还要宣传我的“英勇事迹”。23岁的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拒绝了，甚至坚决不配合整理材料的人。为什么？经历过文革中的许许多多，曾经在士兵时代、学员时代因为表现突出很是出过风头也因为屡屡违法纪律而不断遭到批评的我，那时已经涉猎了很多国内外书刊，传统思想的颠覆刚刚开始，也比较准确地感觉到了我们的“组织”对待典型人物的很多没有人性的干预和设计，朦胧的意识里很害怕成为组织精心培养的那类没有人味的人，不愿意做离开人群的人，也不愿意做连粗俗一把的权利都被剥夺的人。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保持着自己的这份“纯洁”，一旦发现我被盯上了，会很快犯一些不重不轻的错误，让上级领导觉得我是一个不完美的家伙。

就在这次“立功”被我自己搞泡汤之后，我随我们医疗队的队长杨主任出差了，那一个多月，从南到北十几个城市，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昌九江沈阳西安等地方，眼界大开，不亦乐乎。12月底回到西宁，在我居住的单身宿舍楼一楼的盥洗间，我看到了让我吃惊的景象：严寒的冬天里窗户大开，所有的下水口全部堵塞，溢出的水已经在地面结成十几厘米厚的冰，偷懒的人们找来砖头在地上摆出下脚的台阶，砖头都已经被冰淹没，唰拖布的那个池子已经被一块冰坨子占满。那栋单身宿舍楼我们才住了一年，上一个冬天就曾几次堵塞了下水道，因为我住在隔壁，一旦发现有堵塞，就会顺手掏出堵在下面的饭菜等，一直没有出现太难看的景象。回到宿舍的第二天下午，我提前下班了一会儿，找来稿头和铁锨，用一个多小时才铲除了那些冰层，疏通了几个下水口。看到我在干，一些小兄弟也参与进来，那间盥洗室又有了模样。令我惊奇的是，吃了碗饭回来，那些水龙头的上面贴着一张大红纸，拳头大的毛笔字在隆重地表扬我的“感人事迹”，落款是“医院团委”。愤怒之中，我几把扯掉了那张大红纸，揉成团扔进了垃圾箱。晚上，医院政治处负责团委工作的女干事王茜敲开了我的宿舍，问那份表扬稿是不是我撕掉的？为什么撕？为什么这样对待组织的表扬？是什么态度？看着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王干事一脸的正气，我乐了，只问了她一句话：这个下水道堵塞你是今天才看见吗？她说很久了。我说，那就什么都别说了。你早干嘛去了？有这个写表扬稿的功夫就没有自己把它搞干净的时间？很多年以后的1992年，我和王干事在兰州相遇，饭桌上她还说起这件事，她感叹：你总和别人不一样。

是的，我总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活的是我自己的生命。

我愿意追求高尚，也会在合适的场合高雅，但是在我内心渴望一些粗俗的快乐的时候，我会尊重我自己的心愿。我不会强加别人跟我一起粗俗，就好比我想吃很粗糙的食物了，我只会邀请有同样爱好的朋友去一起快乐。

所以，我很是为那些被某种意志绑架到“英模表演团”的人难过，比如，那个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和母亲等十位亲人的我也该像白岩松那样称她小妹妹的蒋敏。我猜想，她也许有过做英雄的梦，但她一定没有想到这场天灾会给她带来如此盛大的境遇——“公安部一级英模”——这个很多警察牺牲生命都不一定能获得的荣誉。从5月12号地震，到5月18号蒋敏在“爱的奉献”晚会上出现，再到5月22号被授予这么高级别的称号，随后被中组部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6月11号成为“英模表演团”成员，这么短的时间里，28岁的母亲蒋敏，28岁的女儿蒋敏，28岁的三级警司蒋敏，被什么力量驾到了这个高高的道德圣坛上？有又谁站在一个正常人的立场上，真心地呵护一下她那颗可能原本很柔弱的心？

蒋敏不再是普通人。从此，她的一言一行都必须优秀、杰出，像以往的小警察那样可以跟一个办公室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撒娇的日子我估计不会再有了，酣畅地无拘无束地流一把泪水的可能性也不大了，为了一件喜爱的花裙子而偷偷从班上溜号的事情也再不能干了，为了几十块钱奖金跟领导吵架的事情不能做了，上班打瞌睡的时光不再敢复制了，甚至，像普通女人那样大胆地在菜市场在火锅店粗俗一把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蒋敏小妹妹，你足够坚强吗？你真的能做到组织要求的那一切吗？如果不能，你敢说出来吗？你敢跟你的上级摊牌吗？

……

………………

呵呵，粗俗完了，该搞点高雅的东东啦。

向各位报告：斯基家的君子兰目前正在怒放，很是娇艳，淡淡的花香能给我一丝丝欣慰呢。当然，那凤仙也还在娇媚地争宠……

历史，原来可以这样“概括”

chenyaowen — Wed, 18 June 2008 20:50:03 +0800

进入百度的这个万年历地址http://site.baidu.com/list/wannianli.htm，我能顺利地查找1900——2049年的一些相关信息。这几年一直使用这个东西，感觉很方便，也很实用。

但是，不久前我却有了意外的发现。上图是2008年6月的总体信息截屏，最上面的信息里有“建国59年”这个关键的信息。

将查询的年份调整到1900年，会显示“光绪26年”的准确信息。

1910年，显示出“宣统2年”的信息。

1912年，这显示有些搞笑了——“建国—37年”。

放大了看看1937年，呵呵，“建国—12年”。

到了这个光辉的1949年，显示的是“建国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自公元1949年10月1日开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新中国”，那么，旧中国有没有“国号”呢？仅仅从这个万年历显示的信息来看，起码还有“宣统”、“光绪”这样的名称，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执行世界统一的“公元纪年”方式，即使是“宣统”到“新中国”之间的那个整体，也还在使用自己的纪年方式。

于是，我想请问：公元1912——1949年这段时间，曾经的历史将那个年代称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当时就是叫“建国—多少年”吗？

我更想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下的科学产品？我们的后代如果按照这个表述方式读解历史，会是怎样的一个境况呢？

2002年１２月３日，国际展览局第１３２次大会于蒙特卡洛当地时间投票产生了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举办城市，中国上海市获得了举办权。当时，上海的东方卫视现场直播了宣布结果和上海各界欢庆胜利的盛况。让我惊讶的是，东方卫视的画面里赫然打着“蒙塔卡洛时间”和“上海时间”的字幕。那时，陈良宇大人还在上海主政，坊间关于“上海瞧不上北京”的话题颇多，“上海驻京办在新华门里办公”的笑话也四处可以听到，最经典的当属这个：上海某机关小人物来京公干，出了北京站打的，一上车傲慢地对司机说“上海驻京办”，随即不再看司机，也不说话。北京的哥很幽默，直接将车开到新华门门前，说“到了”，上海人疑惑“这哪里是上海驻京办呀，这是中南海”，的哥更大声地说“这不就是上海驻京办吗？”所以，那时候我就只敢偷偷地想，“上海时间”也蛮好，还显得洋气。只是需要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每个小时的报时时间这样说“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3点整”——可惜，一直没听到。

恣意妄为，可以解释一个城市因为一个领导者的官位而产生的狂妄心态，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则可以概括这个社会的管理理念。

那是一段历史，那段历史世界公认的纪年方式是“民国”，那个政府在联合国也有过合法的席位。就因为那些年是国民党统治吗？就因为国民党被我们的领袖曾经称为反动派吗？国民党反动派了那段历史就该从我们的视野里跳跃过去吗？那样的话，毛泽东的年龄岂不是要减去37年？现在还活着的诞生在1949年之前的人们，是不是都该在年龄里扣除那些年月？

荒唐透顶啊。

月·夜·黑

chenyaowen — Wed, 18 June 2008 01:01:53 +0800

2008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十四。不知什么诱因，我在夜晚神差鬼使地打开了2006年6月9日晚上拍摄的几张关于月色的照片，查看万年历，那一天，竟然也是农历五月十四。

两年了。两年前的今天，心情竟与今天出奇地吻合。

我还能回忆起来两年前为什么会在月夜去拍摄——为了排解心中的暗淡，以及绝望，以及无奈。

有人也许会开心，比如时常来我这片天地里谩骂我一番的人，比如一直坚信我是伪君子的人，比如一直称我为“不得志小人”的人……

但请这些人莫要那般狂喜。我是谁我知道，我坚持什么立场我知道，我追寻什么我知道，我为什么苦涩，我也知道。如果你愿意将我的苦涩理解为“活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认为我活成这样很失败，我却要告诉你：错了。

我不是道德家，也无缘做圣人，我现在的所有努力就是将我自己身上曾经的狂躁和轻浮去除，将我身上因为所供职单位太高大而沾染的傲慢习气尽量地做一个清洗，使我自己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从而彻底地站在平视的位置上，按照我自己的心，一个真实的心，清楚地思考我眼睛看到的，我耳朵听到的。这样做，是我的自愿选择，没有任何人给我压力，也没有任何人以利益和权势诱惑我。

我为我自己的这一次进步而欣慰。

所谓的进步，就是我清楚地看到眼前上演的每一幕都在我的判断里，连节奏和招数都没有变化，连口号的形式都没有变化，连蹂躏普通民众情感的方法都还跟以往一模一样。而，依然有太多太多的“高尚者”，依然使用着别人训练的“思维程序”，骄傲地把“芝麻”放大成“西瓜”。

前些天，我为山东作家协会那位王兆山副主席的“词二首”呕吐（我需要声明：我没有任何攻击王副主席的言辞，也仅仅是表达了对他作品的态度。倾慕引起的兴奋过度也会呕吐，我是学医出身，这点知识还有。）了很久，当时就意识到诱使我呕吐的东西还会狂潮一样到来，我同时注意到，一些站在道德高地上嘶喊的喉咙，对这类东西完全不敏感，也没有那么激烈的反应，于是我明白了：同病相怜哈。

我自以为，这些年我长进最大的本事就是反思，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不反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尽管我也在一个多月前曾经“欣慰”。

2003年，那场让我从骨子里惊悚的“非典”战役尚未结束时，也是同样色泽的圣旨飘来。那时，我“发烧”了，一发烧我就可以不出门了。因为我看中我的这张嘴：更大的本事咱没有，但是，让百姓呕吐的词汇，最好别从我这里溜出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在苦苦地用她寻找不那么黑的夜。这夜，有月，但也有云。

这也是2006年6月9日的晚上我拍摄的月色。没有用三脚架等东西支撑，我手持相机拍摄的，尽管那款索尼相机的片子噪点很多，但我很喜欢这个意境。

题图的那张是我把相机放在台阶上拍的，也表达了我的一种心态。

在那高高的道德高地上

chenyaowen — Mon, 09 June 2008 08:08:53 +0800

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很多天了，也在之前的某一个黑夜以《“道德”高地易攻难守》为题直接在后台洋洋洒洒数千言，孰料，未及发表，电脑界面就出了情况，连复制下来的可能都没有了。等到再次打开后台，按照提示的“恢复”功能操作，竟然只恢复了不到五分之一，凌晨的一怒之下，索性将此文的残缺状态存入草稿箱了。

既然没有发表，就给了我继续思考的机会，这几天来脑子里不得清闲的一部分原因也与这个话题有关。今天，在Word文档里写，写不完明天继续。

这个话题应该说来自这些天网络上很著名的那个“范跑跑”。我随着别人一窝蜂似的这样称呼范老师没有什么歧视的意思，只是为了用这个称呼代表目前的一些现象而已。

声讨范老师的人们几乎都站在一个高地上，这个高地无形，但有威慑力，名曰：道德。

需要声明的是，我这些年已经不是一个愿意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视众生的人了。当然，这也不是说我已经在行为和道德境界上放弃了修养，准备以王朔老师“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玩世不恭。相反，这些年，坚持自己最细小的道德作为，坚守最后一道道德和良知的底线是我可以告慰自己心灵和名誉的事情，因为我敢说，该做到的我都做到了，中国社会没有因为我的言行而蒙羞。

那么，是不是说我自认为自己都做到了我就该毅然地站立在道德高地上对别人指手画脚，对别人以任何方式发出的不齿言论和行为破口大骂？

我不会这么做。在我自己的博客空间里，面对完全针对我身心的谩骂我不会这样做，在别人的地盘发表意见，甚至是发表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也不会这样做。熟悉我以往行事风格的徒弟们说我老了，没有血性了，说我把自己的心灵包裹的太严实了。我呵呵一笑：我要是属于能把自己心灵包裹严实的人，那这世界上就没有“城府很深”这个词汇了。

之所以没有丢失人格地与别人谩骂，甚至在全民的爱国激情浪潮面前异常地冷静，我的中心考虑是：这个自古以来就被赋予了崇高理念的高地上，在今天，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吗？或者说，登上这个高地，能看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实质的进步吗？

这里就要说到我心里的进步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这个国家最缺少的是什么？我理解是法治的力量。尽管国家法治的进程也让我看到了光亮，但是，这个光亮经常会被某一个官人的“弹指一挥间”打回几十步，也就是说，真正的法治概念，在这个集权统治的国家还基本是一句空话，是某个时候某个阶段虽是可以上演的“秀”而已。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多数百姓来说，只要大部分人还在感叹司法的不公，执法的不公，还在慨叹对社会治安的种种畏惧，这个国家的法治，就不能说是健康的。而那些以储备了知识后的思考结论为旗帜的各路知识分子的产品，甚至一个想表达自己心声的普通百姓的几十个字的言论，在正常的传递渠道里，在正常的表达空间里，甚至在匿名的网络上都不能完整地表达，需要我们以**或者##之类的符号来代表一个特定的意思，那么我要说，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

法治，是一个国家政府设置的规范人们活动的最基本规则，也就是说，在一个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文的情况下，或者说没有证据证明某个人违法的情况下，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疆界内，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力以任何形式和方法限制一个公民的行为。通奸、婚外情、同性恋、恋足癖、丝袜癖等等等等，这些为多数民众不齿的行为，截至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条款治罪，就连卖淫嫖娼，也还只是治安处罚，够不上刑罚的级别。

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用“法治”这个管理国家的基本标准来衬托“道德”这个相对空乏的概念。

一个国家能不能没有道德理念？不能。因为一个没有道德准则的民族十分可悲，甚至没有希望，因为，我们是人类，因为人类有精神需求。我理解，人类所有的物质追求，最终还是为了精神的快慰。如果精神上长期处于荒漠状态，再多的财富都没有意义。

我孤陋寡闻，但我确实不知道美国英国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现在的世界强国里每个公民受理会有一本政府免费发放的《市民文明公约》《八荣八耻》之类的文本，也没有听说过那里的政府过一段时间就要颁布什么“精神文明建设纲要”之类的文件，然后组织全社会学习领会交流。我知道的是，人家的政府从来不敢管公民的心灵在想什么，也没胆量规范每个人的行为，网络上也不敢指名道姓地指责那个普通人“卑鄙”，相反，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声讨政府官员的言行，可以轻易地将总统或者洲长市长告上法庭，还可以自费买来鸡蛋丢在总统的脸上，最多被警察抓去教训一顿，但不会治罪。然而，就是这样的国家，我们从祖国大陆攒足了美元或者花着纳税人的银两匆匆地去了，破口大骂的人很少，觉得人家不文明的人很少，感觉该把孩子弄到这地方的人很多，努力开始贪污巨款也要把自己和后代搞到那片土地上永久生活的人越来越多。

而我们呢，我们以及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以一腔热血一片深情爱死了的这片土地，关于启迪良知的标语随处可见，慨叹社会没有温暖的嘘声遍布城乡，关于美好家园的词汇越来越肉麻，家里的铁栅栏却越来越密实，关于真情奉献的口号日益翻新，贪官污吏则层出不穷……

问题的根子在哪里？我理解，就是在这个随着需要可以随意堆积高度的道德高地上。

我可以不做，你必须要做。我已经做了，你为什么还不做？

这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很多问题上随时可以感觉到的一个理念。从来都是别人不对，从来都是别人素质低，从来都是别人搞脏了城市，从来都是别人的行为伤害了我的感情……

政府官员说：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是刁民。

知识分子说：没文化的人太多了。

老百姓说：贪官污吏比蚂蚁还多，因为城里很难看到蚂蚁了。

都在指责别人，都在彪炳自己的仁义，都在努力爬上那个道德的高地。

道德高地风云变幻，唯有一点没有变：站在上面并鄙视苍生的，大多是日常生活里没有行为规范的缺德之人。

我们努力不让老外鄙视我们——这是大事，谁鄙视我们就一定让他道歉，但我们之间人脑子打成狗脑子你管不着，家丑不可外扬是我们老祖宗的教诲。

我们努力克制自己不让老外看到我们随地吐痰的行为——这也是大事，我们是礼仪之邦，当您面吐痰就是骂您，我吐在您身后就没事了。

说到这里，我自己都乐了。我生活在一个多么有趣的国家呀。美国人英国人的生活里什么时候能体会到这样的幽默呢？

我说过了，我已经不会做这些有损我自己人格的事情了——请注意，我没有说有损国格，因为我觉得那样说太大太虚。

我还说过了，我已经从不会站在道德高地上鄙视别人了，在这个国家，做好我自己，我觉得是最当紧的事情。

法治的力量，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不能做。先从这里做起，再看看还能做什么。

道德的力量，就是告诉我们，你做了，是你自愿为你自己为社会做的，不值得夸耀，也没有获得批评别人的权利。

献给**，我们心里的痛

chenyaowen — Wed, 04 June 2008 00:00:59 +0800

有些爱，可以没有任何阻拦地在那个地方疯狂地表达，然后，在电视报纸广播上疯狂地放大。

有些爱，却只能给我在键盘上敲击出**的权利，我的心灵也被这**无稽地折磨。

都是历史，都是真切发生过的，对也好，错也好，为什么她只能是**？

一个话语空间里精神世界里有很多**的国家，“兴”邦的足迹一定会被这些**羁绊。

一群为了把**还原出真相的母亲，一定也在渴望高歌赞美之后还能说说心里的疼，因为她是母亲。

世界上有很多恐慌，唯独制造电脑上**的恐慌最为荒诞。对吗？

拼命让我们记住一份恩赐，再拼命让我们忘记一份伤痛，和谐啊，我的世界……

我们一起数一数，将近59年的辉煌里，还有多少故事属于**或##或&&?

**不除，邦难兴也！！！

灾难真是个大舞台——灾难里的思绪（续四）

chenyaowen — Tue, 03 June 2008 08:08:09 +0800

那天，某著名的“国嘴”在赈灾晚会上说了“这次地震灾难就像一个大舞台”之类的话，好像还看到网上有人认为这话说得不严肃。那么，从5月12日那个揪心的时刻到现在，我似乎可以这样断定了：灾难，在当下的中国真的永远是个大舞台。

5月12号之后，这是我发出的第18篇Blog。我说了很多，是因为想了很多。

我的这篇Blog与上一篇发布时间之间的间隔是这二十多天来最长的，已经写好的一些东西被我强行存进了草稿箱，因为，点击那个“发表”的位置，成为我心里的一个痛苦了。

于是看，于是想……

在已经泛滥的华丽语言里，感动好像已经从最初的善意演绎出许多滑稽。

看不懂很多，看完了生气的也很多，看完了绝望的不少，看完了让我咬着后槽牙骂娘的更是多多。

在这个由人类的灾难铺展开的大舞台上，表演的人员很多。有的人是被动的，有些人却是主动的。有的表演激励民心，有的表演令人作呕。

于是我接着想：多难的中国，多难的中华民族，为什么总是没有真正“兴”的那个时刻到来？

因为在灾害里尽了职责便需要民众感激的政府机构能带领我们“兴邦”吗？

获得了民众表扬还要四处搜罗证据自我表扬的政府机构是一个真心兑现诺言的可信机构吗？

我们作为拥有本质善良的民众，是否该掂量一下怎样表达善良和爱心才不被再一次羞辱？我们是否该思量完全袒露的真情有可能成全了某些龌龊？

真爱无价，真爱也不疯狂。当某些行为和招数接近疯狂的时候，我们又该壮着胆子说话了。

我问：不知道真正的“难”在哪里，这“邦”从何“兴”起？

……

停止思考，我在心里向在执行救灾任务时坠毁的军用直升机上的机组成员和当地灾民致哀。

强硬的行政命令下，英勇无畏的代价就是再次献出十几条生命。这些生命，不是爹娘生的骨肉？

同时，在与自然的搏击面前，我们人类的很多情感和智慧究竟是什么分量？请允许我接着思考。

“水到”与“渠成”——灾难里的思绪（续三）

chenyaowen — Fri, 30 May 2008 15:00:33 +0800

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我找回了正常的自己，正常了就又有了观察的眼睛。

北京的二、三、四、五、六环，是专为现代生活里的机动车设计的全封闭快速通道，上面图片里那个开在中间隔离带上的出口，是道路初建时就有的，我清楚，那是为道路上临时突发的情况预留的，打开它们的权利，应该在交通管理部门。

这几天上班路上发现，西四环和西三环上，又把中间的隔离带打开了一些口子，有的已经施工完毕，有的还在赶工，但这些口子是新打开的是一定的，施工留下的新鲜痕迹也可以作证。

从发现这个现象到今天一边开车一边拍下这些场景，我的思考在断断续续中持续了好几天，这个过程不痛苦，甚至让我再次体会了欣慰的愉悦。

十几天前用到了“欣慰”这个词，也是形容自己的感受，那是因为各路媒体对这次四川大地震的报道之充分，特别是为一贯在此类国内重大新闻里慢半拍的央视的表现。这些天来，尽管自己的心灵被灾难带来的痛苦折磨着，但我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力图冷静地观察媒体以及社会各个层面的状态，截至目前，我的评价是：失误不少，但总体局面是良性的；杂音不少，但主要方向是积极的。鬼神不少，但没有伤及众生的威胁。

于是，我再一次欣慰地说：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之后，新中国的媒体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把能够传递的信息立体地传递给了我们，网络上的各路人士也用完全或不完全的个人视角、观点发布出或者补遗或者全新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很多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审查，或者说因为信息太多使得监控部门一时无法应对。同时，这些密集的信息，既积极地调动了民间的关爱热情，随后也带来了中国人以前多少年从未经历过的烦恼和痛苦，甚至很多人为了健康为了正常生活不得不选择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上网。那么，我想试问：在这次相对开放的信息洪流面前，我们的社会混乱了吗？我们的国家政权被动摇了吗？我们的执政党在这灾难里丧失地位了吗？我们的生活秩序遭遇到血腥考验了吗？

没有。

除了餐饮业因为大家捐款支出太多略有冷落，除了眼泪浸泡出了太多的肿胀眼皮，除了很多人严重失眠很多人做恶梦，除了带有摊派嫌疑的捐赠多了一些，除了很多人的旅游行程因灾害有所调整，除了一些公务员短期内不再能公费出国……我眼睛里的北京，我触角里的中国，基本正常，日出日落，风来雨去，一切正常。

开始设计成市环城路时没有想到一个城市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增长这么多私家轿车，也没有预料到平日里温文尔雅的黎民百姓中会有那么多不遵守交通法规的男女，于是经常堵车，于是经常因为某一两辆车加塞并线出情况，于是经常堵死，于是一场小雪一场大雨能把国家首都的交通搞瘫痪。现在明白了，道路上的很多设计是有问题的，会呼喊激情口号的人也并不一定个个都是守法的公民，入口和出口的位置是要根据现实情况调整的，为保障生命安全而设制的严格封闭的中间隔离带在某个特殊情况下是可能要威胁到生命和健康的。一次次的“堵车灾难”里，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被现实逼迫着转变思维方法，找寻化解矛盾的途径。我理解，我这些天在环城路上看到的那些刚刚在隔离带上打开的口子，就是化解矛盾的方法之一。

在这里，我暂且不去习惯性地追问这些口子打开的真正动因是不是真的为了在关键时候疏导和缓解局部地区的交通压力，因为，我知道过去道路上这样的突然变化大半都是为了某个单位或者某个大人物的出行方便，因为我看到的这些刚刚打开的口子的位置，都在过去经常堵死的几个交通关键点上。不管为了谁，在这些敏感位置能打开一条应急通道毕竟是好事，分管这片的交警在遇到难题时也有了一个保底的解决办法，那时，受益的也许就是多数没有身份没有权势的老百姓。

如果把这个“开口子”与媒体的“开口子”放在一起思考，我的欣慰自然就有了理由。是因为“水到”了的逼迫，还是因为“渠成”就在此时，毕竟，口子还是在我们的视野里打开了，海量的信息还是在我们的视觉和听觉里奔腾出来了，我们激情荡漾的人民也没有表现出当局意念里猜测的那样混沌无知。如是，我敢说，总比等到我们情绪的“堰塞湖”决堤要好，总比我们看见了反抗压迫的血雨腥风再后悔莫及要好。

当年，为李冰父子赢得后来千秋功名的著名都江堰水利工程，贯穿的不是“堵”和“拦”这个现代水利工程常用的理念，“疏”和“导”，是千百年来都江堰一直立于不败之地的诀窍。治水如此，治交通如此，其实，治国，又何尝不如此？现在，我们在欣慰里略显无奈地说“水到”也好“渠成”也罢，只要有利了百姓，有利了国家，但是，内心里我还是真真切切地渴望“渠成”在先为好，省得到来的比想象的多了，使那花费了巨额民生血汗的“渠”淹没在汪洋里。

灾难里的思绪（续二）

chenyaowen — Tue, 27 May 2008 16:28:58 +0800

昨天我还在提醒自己：这个关于《灾难里的思绪》的题目暂时放下来吧，再这样思考下去，我会疯掉的。

但随着今天上午从沉沉的梦里轻松醒来，随着我又能在啜饮咖啡的舒缓里看到阳台上刚刚盛开的鲜花，我忽然觉得自己从那片阴影里走出来了，也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正常状态。于是，我继续我的思绪，但思考的方式和方向，有了不小的变化。

从前天开始，我觉察到了自己的怪异。连续几天的失眠，使我只能在黎明时分浅浅地睡去，但不足一个小时就会醒来，醒来时的脑海里还是那些清晰又混乱的思绪，甚至一些词组和文字描述的结构都呈段落地延绵在意识里。心里依然很困，眼睛都睁不开，但思维里就是这样残酷地清晰，那些被我的情感和思想瞩目过的问题和现实就是这样顽强地与我的意志抗衡着。

这样的残酷以前曾经有过很多次。在这之前，我以为我已经是一个足够坚强的人，我心里装着的世界已经足够丰满，我经历过的残酷和无奈也足以让我的心灵比一般人更宽广，因为我确信，只有心胸狭窄的人，小心眼的人才会在一件事情上反复捉摸，最终伤害到自己的健康，伤害自己平静的生活，甚至伤害自己身边的亲人。

但是，我在又一次无比残酷的现实面前承认了自己的懦弱，甚至，承认了自己的浅薄。这一点，我在5月25号晚上看见从地震灾区刚刚回来的贺延光以后就清晰地感觉到了，在上一篇博文里也有过简单的描述。此刻，我这样正视自己，引申出的一个可能与大家都有关的话题是：我们究竟能有多么坚强？

我们站在后方的平和环境里可以把“汶川挺住”、“四川挺住”，“中国挺住”之类的话唱在歌里，写在诗里，书写成巨大的横幅，然后泪流满面，然后高声呐喊。我现在理解了5月19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的震天喊声的真正动因：大家心里已经积蓄了太多的苦涩，每个善良的人那些天都被新闻里的苦难信息控制了，甚至可以说是被灾难绑架了。但是，这些情绪和苦涩，仅仅依靠捐钱和献血是表达不完全的，人们心理上对于这样巨大的苦难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都在善良意愿的驱使下陷入了情感的灾难深渊。于是，人们需要表达，也准确、聪明地选择了当局只能维护而不敢阻拦的安全方式，那就是喊出近乎一致也近乎空洞的口号。我认真地将那些视频看过很多遍，我判断，那个时候，如果有宽松的环境，如果别的口号不会招来杀身之祸和牢狱之灾，每个人都会喊出自己心底里最能表达自我情感和意念的口号，因为，每一个人，都很沉重，每一个人的沉重，都不仅仅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

在后方的我们都是如此境况，那么，灾难中心的那些苦难的同胞该是怎样的处境？那些在最短时间赶赴灾区的救援人员、新闻记者和无数的年轻的士兵们，他们，这些日子的心里又该是怎样的状态呢？甚至，就是我们以往深恶痛绝的那些官僚们，他们在责任的惯性下到达灾区，他们的心脏真的就是铁石铸久吗？他们每一个人，都真的坚强到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情感波澜吗？

眼前的一幕幕现实告诉我：每一个人对于灾难的反映有所不同，但恐惧是每个人都逃不脱的。我们没有理由渴求早早到达灾区的每一个人都像他们在面对镜头时展现的那瞬间坚强一样坚强到最后，我们没有理由渴求前线的每一个举动都如反复彩排的晚会那样一丝不苟，我们更没有理由空洞地谴责在灾难面前的记者们的某一句没有经过推敲的话语。我们在轻松地声讨一个看起来很严重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恐惧造成的错误的时候，确实有必要假设一下：如果是我，我会怎样？——现在我可以坦率地说，如果是我，我一样会出错，一样会因为某句不合适的话引起大家的反感，因为，我会恐惧。同时，还请大家理解一个中国记者必须面对的“口径”问题。如果一个记者不能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用自己完整的描述表达，而需要回避并不在人文立场上考量的那些很微妙的纪律约束，这就一定需要更加高深的本事和心理素质。

我现在有些明白温家宝总理说的那句“多难兴邦”有什么深意了。

灾难已经发生，对于国家来说，对于百姓来说，这场灾难都是悲剧，都是不可掌控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我们力图这场灾难让我们体制里那些已经被利益和权势濡染到彻底肮脏但还没有东窗事发的腐败官员们能经历一次最原始的情感历练，能明白所有的财富和官位原来可以在大自然的一次抖动面前灰飞烟灭，原来自己长期追逐的高贵和繁华可以在一瞬间成为负数。我相信温家宝同志在内心也是这样期望自己写在黑板上的那四个字能在他领导的无数官员们心里起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我说：如果能有一半的腐败官员努力把这句话意思的一半真正实践一半，我们的社会可能就会有长足的进步，“多难兴邦”这句两千多年前的话，也许真的会为我们的民族再次贡献一个辉煌。

我想，真的要让这“难”成为“兴邦”的动力，可能需要我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所有“难”抱有真正的畏惧心理，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有所怕”。试想，如果我们的官员们如果在这样悲惨的灾难之后都唤不回心灵里的一丝柔软，那么他在日常时光里对治下百姓的冷暖和心灵苦涩会是怎样的吏治思路？当我们，我们的官员对于这样的“难”有所畏惧之后，也许就会由此及彼地想到其余的因为政策错误造成的“难”，就会心存怜悯地修正今后的决策思路，尽量避免自己的辖区出现人为的“难”，尽量让自己的父老乡亲少经历些“难”。

说回自己吧。我自己恐惧了，恐惧自己心里的失常了，但我在最早的时间意识到了，也以尽可能科学的办法寻求了解决的渠道。我的做法是，跟我信赖的朋友讲述心里的别扭，并马上和我熟悉的心理医生林紫取得联系，坦诚地把我的症状告诉她。林紫确实很专业，耐性地听我讲述，然后传给我一首很长的音乐。这音乐具有佛教音乐的特点，清静、淡定，但精神渗透力很强，林紫说是她上课时常用的催眠音乐。昨天下午，我戴着耳机认真地听了四遍，就是写这段文字之前也还听了一遍。然后，我换着方法思考，换着内容关注，又在游泳池里强迫自己清空脑子，在雷雨到来之前的烈风里散步、发呆，在睡前看一部轻松的电影……就这样，我在一夜间恢复了平静的神志，找回了看见花朵的眼睛。

有所畏惧，对我来说真的是好事，它让我真实地成长了一步，坚强了一分。那么，我也真心地祝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这场灾难里尽快从阴影里走出来，能从这场“难”里，找到兴旺自己，兴旺家庭，兴旺国家的理性和新的激情。

所以，现在可以轻松地展现一些美好给大家。

上面三张图片是我5月10日上午纪录的我家阳台上的君子兰和萝卜海棠即将开花的状态，当时的闲在想法时，我每两天拍摄一次，看它们怎么一步步演变到盛花期。但是。5月12日的大地震，让我的视线忽略了它们，在今天之前的这些日子，我甚至忘记了它们的存在，即使坐在它们身边抽烟喝茶，也没有任何情感给它们。

今天上午，我的心灵重新回到我期许的稳定状态，第一口咖啡还没咽下，我就惊喜地看到了已经盛开的萝卜海棠，看到了自去年12月凋谢之后再次绽放一朵娇嫩的凤仙花。君子兰依旧没有盛开，尽管为了她顺利开放老婆还专门用绳子绑住了叶片。也许是因了我和家人这些天的情绪影响吧，她清高的花蕾竟萎缩了。好在，又有新的花蕾生出啦，我们等待着她的怒放。

大家在此听到的音乐就是心理医生林紫为我提供的，她记不起名字了，我将她命名为《通往心灵的音乐》，在此，感谢林紫，也顺带感谢林紫团队派往灾区的所有心里救助专业人员，我确信，你们的功德，是不能用金钱和物质来度量的。

同时还感谢已经从我的前几篇文字里看出了我心理焦虑状态并以自己的方法为我疏导的几位朋友，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陌生同乡，也是我搏客的忠实读者甚至专门发邮件给我推荐恩雅的几段音乐，期望我尽快回到健康的心情里来。谢谢你们。

灾难里，我们慢慢地成长，因为我们都没有想象的那样坚强。

我们能够成长，是因为我们拥有本质的善良。